来源：经济学家圈 

本文内容是根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全国高校，以及广东省政府等21位专家学者在经济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2019年5月17日第四单元主题论坛“中国经济·知识体系·学科发展”上的发言编辑整理而成，该论坛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胡乐明研究员和张晓晶研究员主持。

马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深感学科体系建设是对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一个关键。三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共同任务就是抓学科建设。高校系统的双一流建设，其实就是围绕着学科建设展开的。中国社科院也把学科和人才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作为一个专门从事研究的学术机构，中国社科院和高校作为教学机构的学科定位有所不同，其中经济所就是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科建设的缩影。其有以下几个特点：学科历史悠久、门类齐全、基础雄厚、功能突出。中国社科院很多研究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之后，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关怀下也成立了一些研究所，比如文学所、宗教所，都是中央领导直接批示成立的。到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中国科学院分离出来以后，邓小平同志专门指示成立了几个新的学科，我们又迎来了中国社科院学科建设的又一个大的历史发展期。

目前，我院在国家标准的学科体系中，有一级学科19个，按照研究所建制的一级学科有14个。总的来讲，中国社科院可以称得上是六大学部门类齐全，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学科。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中国社科院的学科建设是根据我院的功能定位来设置的。根据中央的要求：一是要建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二是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三是建设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这几个定位决定了我们学科建设的基本框架和主要侧重点。

虽然现在抓学科建设是建立在对学科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但也有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首先，很多研究所建所以后，一些学科可能就比较定型了，很多研究室的建制存在学科设置过时的问题，跟不上时代需求。例如，在计划经济时代设立的应用型的研究室和应用型的学科，现在已经没有研究对象了，但是这样的研究室仍然存在。其次，很多研究室的设置过于专业，但是从学术或者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讲，过于专、深，这个问题比较典型。从智库定位出发，学科之间的壁垒又非常高，学科和学科之间的融通不够，在发挥智库功能的时候，大家往往只能讲一个片断性的问题，形不成一些综合的战略性的观点。因此，我院在学科的组织机制上，有相应的需要改革的地方。再次，学科的平台支撑不足，包括硬平台和软平台。软平台的支撑就是所谓的支撑制度。硬平台包括学术期刊、学会、研究中心、网站和学术论坛。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学术平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学科长远的建设规划，各单位各行其是，怎么有效地对学科发展形成有效支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此，未来的规划是：首先，摸清家底，进行学科状况评估；其次，撤改并建，淘汰过时的，改名不符实的，合并力量分散的，建时代呼唤的学科；再次，夯实基础，包括软平台和硬平台，瞄准前沿，推出一批引领学科发展的学科和人才；最后，实现融合创新。

陈云贤（广东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就政府的职能行为问题而言，从自身实践的角度来谈，应该重视区域政府的经济行为，构建中观经济学。首先，从区域政府的角度上看，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是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民生。围绕这三大职能，区域政府可调配的资源有三类：一是可经营性的资源，与产业经济相配对。二是非经营性的资源，与民生经济相配对。三是准经营性资源，这是以基础设施为主体的狭义城市经济的概念。在经济学理论中，它被定义为公共产品；但在实践操作当中，经常被交给私人部门、私人企业来共同开发。所以将它归于可经营性还是归纳于非经营性，要根据地方的财政支出状况来决定。在这个过程当中，区域政府存在着双重的角色：一是宏观角色，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区域政府要百分之百执行。二是准微观的角色，区域政府要实现区域利益的最大化。

区域政府要优化资源的调配，它的目标函数由财政决定。因为区域政府要扶持产业经济，要保底提升民生经济，要参与发展城市经济，都需要以财政收入作为背后主要支撑，就出现了在客观上与政府有关的准经营性资源。但是，资源生成领域的准经营性资源也存在着动态性、经济性、生产性和高风险性。因此，区域政府必然会作为第一投资参与者的身份出现。区域政府参与性表现在哪里？第一，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主要包括对项目的竞争，对产业链条配套的竞争和进出口的竞争。第二，体现在经济措施上，主要包括对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的竞争，对人才科技的竞争以及财政金融的竞争。第三，体现在区域经济管理效率的竞争上，主要包括政策体系的支撑、环境体系的支撑和管理效力的支撑这三方面的竞争。这三大类九要素的竞争形成了区域政府的竞争，且不同于企业竞争，形成了市场竞争主体互相弥补又互相支撑的市场竞争体系。

所以，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资源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资源优化配置中的资源利用问题，而中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资源生成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微观经济学的主体是企业，中观经济学的主体是区域政府，宏观经济学的主体是国家或者说其他国家（联合政府）。这三者依靠价格、财政收入和国民收入决定，支撑了整个市场经济双重竞争主体的模型与格局，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中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区域经济发展单位、经济行为及其后果；研究的对象是资源生成基础上的配置；研究的焦点是影响区域政府竞争的主要经济变量，即区域财政收入的决定与区域财政支出的机制；研究的内容是资源生成理论、政府双重熟悉理论、区域政府竞争理论，政府超前引领领域和区域经济新引擎理论、市场竞争三重主体理论和成熟市场经济的双重机制理论，等等。

如果从重视区域政府经济形势的角度，到分析区域政府对产业经济、民生经济的政策措施，再进一步引申到分析区域政府参与三大类九要素的区域政府竞争格局，则其不同于企业的竞争，但又与企业竞争相互支撑、相互联系，形成现代市场经济的双重主体。成熟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融合的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迈出坚实的步伐，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应该要书写的一个大概的路径和方向。

常修泽（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我发言的题目是“共同经济基础论”再讨论。首先，做一个简要的回顾。我在2010年出版了《产权人本共进论》一书，在该书中分析了中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可用八个字概括：“相得益彰，共同发展”。根据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我得出了自己的一个看法：在中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它们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简称“共同经济基础论”。2013年10月，我出版了一本有关全面改革新思维的书，即《包容性改革论》。在这本书中，进一步阐述了此前提出的“共同经济基础论”，重申此前提出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它们都应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基于这样一个研究，书中提出“包容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产权体系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2018年我主笔完成的《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四十年》出版。

再探讨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历史维度。就是新中国的《共同纲领》，认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构成新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形式”（而且有“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字句），这是历史，这是当初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这一思想曾经被哲学家概括成“综合经济基础论”。

第二维度，理论维度。我在《包容性改革论》提出：“21世纪的文明史，将昭示一条规律，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包容性体制与排斥性体制，各有优劣，但是算总账，“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

第三个维度，实践维度。我是用“两只眼睛”看中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一只眼睛看经济流量指标，一只眼睛看资产存量指标。从经济流量指标看，中国现在所有制到底是什么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经济座谈会上用了“56789”，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都是民营经济提供的。这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经济流量的格局。

除了这个经济流量指标以外，就是资产的存量指标，即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中央领导讲话里有民营企业和个体户近1亿市场主体、注册资本165万亿元的提法，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数不是特别准确，因为有的是虚假注册，有的注册以后又收回。由于从统计局拿不到中国民营经济资产总量数据，我到全国工商联和相关部门做了调研，估计中国的民营企业存量资产大约是100万亿元左右。

中国国有资产的存量是多少呢？2018年国务院提交人大的报告中有四个板块：经营性国有资产、金融性国有资产、非经营性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资源性资产。资源性资产主要是实物指标，包括土地、石油天然气、淡水等，具体价值总量没有公布，但是前面三类都有。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书中根据对相关部门的调研，估计出四类国有资产总存量大约500万亿元。

从经济流量指标和资产存量指标来讲，可归结两句话：“经济流量指标表明民营经济超半壁，资产存量指标表明国有资产仍然占大头”。

第四个维度，国际维度。我在《包容性改革论》中讲道：“不同文明的包容互鉴势在必行”，这涉及：第一，文明的多元或多彩性；第二，文明的平等或对等性；第三，文化的包容性，包容中一部分是交融。

最后做两点说明。第一，“共同经济基础论”不应等同于“所有制中性论”。根据我的理解，“所有制中性论”的提出者意在纠正“所有制歧视”，是理性的，有现实意义的。但从理论上说，每种所有制“本身”是“有性”的，它本身似乎不能说是“中性”。这里的实质是政府、管理者、社会成员应该对不同的所有制持“中性”态度。第二，要研究“人力资本产权”对传统体制的挑战。我认为，随着科技革命和人的自身发展，物力资本价值功能向人力资本价值功能的转变将呈现加速趋势。人力资本将成为“第一资源，第一资本，第一财富”，人力资本在哪？在人的“自身”，在每一个“管理者”、每一个“创新者”、每一个“工匠”自身，即使是普通劳动者，应该也有自己的“身价”。

荆林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于2017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转制成立。其宗旨是：以制定和完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标准，承担和协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构建和确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为主要职能。评价院内设评价理论研究室、机构与智库评价研究室、期刊与成果评价研究室、人才与学科评价研究室、评价数据研究室、公共政策评价研究室、编辑部、综合办公室、科研诚信办公室等9个部门，围绕以“制定标准、组织评价、检查监督、保证质量”为责任，开展期刊评价、学科评价、人才评价、智库评价、政策评价等工作。我们最近又增加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诚信评价，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诚信建设。

我们是如何做学科评价呢？总体过程是，根据学科专家的推荐，选取核心词，通过期刊评价的专家委员、评价院内部专家、开放式听取专家的意见，经过几轮的筛选，遴选了230个核心词，借助评价院研发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引文数据库，对近800种期刊、约84万篇论文进行数据挖掘，得出了不同时期的结果。

第一个阶段从1999年到2001年。期间中国社科院高居发文榜首，发表的论文突破2000篇，此外，我们还研究了高产作者发文数量以及他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最高产的作者是来自厦门大学的许经勇教授，主攻方向是农业经济，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笔耕勤奋、产出颇高，发表了77篇论文。这个阶段有6个核心话题：（1）可持续发展研究，关注中国经济转型；（2）知识经济研究；（3）市场经济与体制改革研究；（4）西部大开发研究；（5）全球化研究；（6）技术创新与电子商务研究。

第二个阶段从2002年到2006年。期间发表了将近22万篇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发表论文将近5000篇，位居榜首。大家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WTO与全球化，这与中国入世紧密相关。此外，学者的关注度越来越瞄准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逐渐兴起的互联网与信息化。发表论文最多的是浙江大学的陈劲，他以80篇论文位居第一名。

第三个阶段从2007年到2011年。与第二阶段相似，一共发表了近22万篇论文，主要研究的话题包括：金融危机、全球化、竞争力、经济学、改革开放等。中国人民大学仍然以6600多篇论文位居发文机构的第一名，而西北大学的任保平发表了近一百篇论文，高居榜首。

第四个阶段从2012年到2016年。在这个周期里，全国发文数再次迎来一个新的高潮，发文将近25万篇。从共词角度看，研究点越来越多，比如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这些新词成了研究的热门领域，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发表论文数量也不少。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保持领先，发表论文数量突破了6800篇，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紧随其后，发表论文近5400篇，位居第二。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推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加强了对科研人员的考核，鼓励发表学术论文，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而中国人民大学的孔祥智教授发表了63篇论文，在个人发表论文方面位居第一。

此外，我们还研究了机构之间的合作、作者之间的合作情况等，通过数据挖掘发现作者的社会网络结构。比如，某学者经过严格的学术修炼：本科就读于A大学，硕士就读于B大学，博士毕业于C大学，博士后又在D机构从事研究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详细地刻画出其科研社会网络ABCD，进而更好地了解其研究成果背后的合作关系结构。我们也可以以某个大牌学者为核心节点，挖掘与其合作者的社会网络结构。目前我们的研究只是起步，下一步还要研究发文数量和发文质量是不是等同，学科评价是不是只能按照数量来决定，谁是第一个核心关联词的创造者以及其引文的影响力，等等。

许宪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GDP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和综合国力的综合指标，从生产角度来看，其为生产活动当中创造的价值。税收尤其是增值税也是观测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所以经济增速与税收增速之间的关系问题经常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由于增值税和生产活动高度相关，占税收比重也比较大，增值税的走势对税收走势影响也比较大。由于名称和税基范围都与增加值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经常见到的争议问题是，GDP增速与税收增速出现大幅度背离，还有行业增加值增速和行业增值税增速出现背离，两者的关系在不同省份、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比较大，甚至差异非常突出。这些问题引发了对统计数据质量、地区税收负担、地区综合财力等问题的诸多讨论，特别是对统计数据质量的讨论还是比较多的。在2007年之前，很多人讨论税负是不是过重，2007年之后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GDP增速是不是被高估。

首先，关于增加值和增值税税基之间的关系。从定义上来看，在国民经济中，增值税是增加值的一部分，包括在GDP中，增值税税基可以近似看作是消费税上对应的产出减去可抵扣进项税所对应的投入。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GDP核算当中的中间投入和增值税抵扣范围是不同的，通常后者随着税制的改革不断发生变化，影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归纳起来大概有五个方面：一是消费型增值税改革前，固定资产投资不在增值税的抵扣范围，改革之后纳入到抵扣范围。二是交通运输行业和其他有关行业“营改增”之前，相关进项成本不在抵扣范围，之后是在抵扣范围内。三是在“营改增”之前，工业企业、批发零售企业的绝大部分服务的中间投入不在可抵扣的范围，改革以后进入抵扣范围。四是部分农产品等不可抵扣。五是在特殊业态和区域，比如说部分出口生产经营活动的税会有不同的情况，还有自贸区有特殊的税收政策，这些都会影响到增加值和增值税税基的关系。

其次，关于增值税增速和增加值增速之间的变化。税基和中间投入之间是变动的，并不稳定。如果增值税的税基和增加值范围不同，如果比例关系是稳定的话，两者增速之间也有很强的相关性。我们研究的结论是有相关性，但是经济结构的变动和税制变动以及税收力度的把握，都会使两者增速关系发生变化。比如工业增值税和增加值相比，以及批发零售业的增值税和增加值相比，不同时期这两个比是不稳定的，在2007年之前是上升走势，之后是下降的走势，这两者之间并不稳定。

再次，关于消费型增值税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1994年税制改革采用了生产型增值税，企业所购设备和厂房进项税直接进入成本，不得抵扣。到2004年之后，逐步推行消费型增值税，这时候企业购买设备和建设厂房，进项可以抵扣销项税。同时，固定资产折旧进入到增加值了。改革后，增值税税基大幅度缩小，由于设备和厂房可以抵扣，所以税基减少，以东北为例，减少了10%。短期冲击为什么会带来长期影响呢？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中国产业升级带来资本替代劳动，资本密集上升。现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以机器替代人的情况不断出现。二是投资的增长明显高于工业增值税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所以抵扣的成分会不断扩大。

此外，特殊税制如何影响地区增长与税收关系？税制的变化会导致：一是行业增加值增值税占行业增加值的关系发生变化；二是地区增值税占地区GDP的关系发生变化。例如，对于一个沿海地区的下游企业，其上游在内地，出口退税会对其带来什么问题？企业缴税的时候，对上游购进的中间投入要进行抵扣，也就是他交的是增值部分，但是在退税的时候，会退一个销项税，使得下游企业所在的地区增值税会减少。所以，这会导致地区之间增值税占比发生变化，不具有可比性。这就需要研究经济增速和增加值增速之间的关系，它们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地根据增值税增速低于GDP的增速就说GDP过高；也不能根据增值税的增速高于GDP增速就说税收负担过重，要针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

李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在经济学研究界有两大范式：一是理论研究；二是经验研究。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在整个经济研究当中所处的地位是逐渐变化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研究主要是理论研究，经验研究往往处于次要地位，到20世纪80-90年代，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基本是并重的，并驾齐驱。现在再看经济研究文献，我们会发现经验研究的论文越来越多，文献量越来越大。这样一个研究范式的转变需要我们加以注意。它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原因之一还是，在过去40多年，经济学理论上没有什么大突破，重大理论创新几乎是没有出现。另外一个原因是经济变化非常迅速。研究现实问题会感觉到跟不上，刚收集完一轮数据，发现新的情况又出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理解现实，要搞清楚现实，确实需要很多的实践，需要不断地去研究，不断地去追踪，由此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论文。还有一个原因是，各个国家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一般性理论难以解释一些国家的一些特殊情况，这时就需要先把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搞清楚。再有，现在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其程度越来越深。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单纯的经济理论所能够解释的，需要跨学科研究，需要很多经验数据和分析。还有政府政策制定部门对经验研究的需求也在大量增加，他们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成果来支撑他的决策。也就是说，经验分析的成果也是经济政策制定的一些必需品，如果没有经验分析结果，经济政策可能缺少科学性和可行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验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经济学文献当中占有越来越大的分量，这是客观的必然性。

作为经济学者，都有理论上的追求，希望建立自己的经济理论，甚至自己的经济学体系。但是这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也不是我们这代人可以实现。研究中国经济，是可以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做出贡献的。不管是要提出新的经济学理论，或者要修正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我们可以从中国经济研究中发现更多的经验事实。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丰富性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践基础，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搞清楚中国经济的一些基本事实。我认为中国经济研究主要还应该是经验研究，从中国经济的基本事实出发，全面而又准确了解并理解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和运行规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是做得远远不够，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经济所开始建所时，一个基本的宗旨就是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一切要从现实出发，我认为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是一种正确的研究范式。但是我们现在的经验分析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也可以说是一种困境，特别是在数据收集方面碰到了很多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缺少宽松的环境，比如什么数据可以收集，什么数据不可以收集，没有非常明确的界限。我们做调查时，如果调查规模比较大，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在批准的过程当中，不同部门对调查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支持的，也有不支持的，甚至阻拦的。实际上，许多政府部门都在做微观数据的收集工作，而且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但是这些微观数据对外是不公开的。这些数据如果能够对外开放，研究人员就没有必要去做一些重复性的调查了，他们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做研究，分析数据。这涉及数据的公开问题，不能把什么数据都看作“保密材料”。大部分的调查数据都应该属于“公共产品”，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再就是数据质量问题。现在研究经费多了，做调查的人也多了，机构也多了，但是很多人做调查就是为了想通过发布一些不切实际的数据吸引眼球，受到媒体的炒作，并不考虑调查质量问题。数据收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专业性的调查机构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而学者的任务就是怎么利用数据来做经济分析和研究。像我们这样一天到晚花很多时间去搜集数据，最后没有多少时间去做研究，是不合理的分工。

郭克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可能加大，并影响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国内外经济若干因素可能相互影响，导致经济下行压力会比较大。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等影响会进入高发期。最近都在议论特朗普加税，他再度推动了贸易战的升级。中美贸易摩擦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更深层的问题还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限制、产业政策歧视以至科技、政治、外交等方面，这些方面的问题在未来两年可能会继续爆发。这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是出口企业会承压，外资企业会转移，国内资本会外流，经济下行的压力会加大。综合性影响是多方面的，可能会中长期化，存在复杂性和放大性，影响不能低估。

二是国内经济新常态的矛盾还没有缓解。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GDP长期增长率的波动看，在高速增长阶段，高速度是常态，低速的时间很短，进入新阶段以后，中低速是常态，高速的时间很短。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进入新阶段或者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时点是不同的，但是进入之后，长期增长率很接近，基本在43%左右。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来看，导致GDP增速阶段性回落的最主要因素是需求下降，尤其是投资需求增速大幅下行，拉低了消费需求增长率，但出口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而日本不一样，出口增长对稳定GDP增速的作用不大，因为大国的内需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作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或新阶段之后，采取了比较强的宏观调控政策，抵制经济增速的大幅回落，但内在矛盾的缓解也比较缓慢，市场迟迟没有出清。一般来说，市场出清过程中，结构关系会得到较大调整，而市场没有出清意味着结构调整没有完成，这是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根本性原因。

三是宏观政策空间缩小和边际效应递减。大概从2012年之后，我国持续扩大政府投资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在2018年之前几年里都保持20%的增长速度，一直到2018年才下降。2019年及以后几年政府基建投资的增速即使回升，估计也很难达到两位数增长了。总的来看，宏观总量调控的空间在缩小，由于全社会投资规模已经很大，政府扩大投资的拉动能力也在持续减弱。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要从经济大国的特点出发稳增长，要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要推进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我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管理作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稳健有效的货币政策支持。现在的表述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即要满足稳增长对货币或者对流动性的需求，防止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协调。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很重要，不能过多进行微调，以免引起市场过度解读和波动。要加强宏观政策预期管理，尽量明确调控政策的适用区间、时间长度，发挥前瞻性指引的作用，稳定市场预期，增强企业信心。

第二，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稳增长的重要依托。这是2019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新提法。同时提出要坚持房子只住不炒，表明稳增长的思路要转变。推动高质量发展对于扩内需、稳增长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要改变稳增长的政策方向，不能再让各地政府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而是要依靠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

第三，加快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扩大内需创造条件。如果不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消费增速还会缓慢下行。要依靠深化财税体制、城乡体制等改革，加快缩小城乡、区域、个人的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促进居民消费持续较快增长。

白重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新经济时代、新技术时代我们面临哪些问题和机会。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有新的监管思路。新的技术很多跟信息技术有关或者跟智能技术有关，它们的重要特点是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比如一个平台做大了，收集的数据多、用户多，那么它的机会就会很多。规模越大，规模经济也就越大。同时，它也会造成集聚，也就是市场影响力的集中。所以，现在人们也在思考重要的平台型企业到底对竞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创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新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更大的效益，另一方面其造成的垄断又将阻碍创新，所以对创新又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我们面临两难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人们很担心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很多工作可能被替代。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当然，新技术也可能创造新的工作机会，过去的经历是新技术一方面会使得某些就业消失，但是另一方面又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提前思考当新技术带来收入分配不均程度的扩大时，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新技术也使得公共财政面临很大挑战，比如征税变得更加困难，比如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可能变得更加集中，这给公共财政以及国际经济学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第三个问题是，新技术拓展了生产和交易的空间，扩大选择商业模式的空间。比如小额贷款，可以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对消费者的风险程度进行更好识别。管理学称之为商业模式设计，经济学称之为机制设计，其实这两者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我们所面临的生产技术和信息环境改变时，人们的激励约束也改变了，怎样设计更好的机制来应对这些新的环境，这是经济学家可以大有可为的地方。

第四个问题是，新技术时代可能面临着新的伦理挑战，比如说有了更多的信息以后，可以对不同的群体进行更加精确的刻画。可以知道每个群体面临的风险是多大。我们之所以有保险，就是基于不可能有特别精确的群体刻画；而如果存在特别精确的群体刻画，就不可能存在保险市场。因为每个人的风险都知道了，高风险的人就要为保险付高费用。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分析数据的能力不断发展，智能分析的能力不断发展，群体刻画就变得越来越精确。这会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挑战，形成一个伦理问题，其会对机制中所设定的社会目标产生影响。

此外，我们面临新的机会，这些机会带来了更多的素材和方法。比如说数据的可获得性增强，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收集、传输、存储技术都增强了。但是人工智能背景下，还需要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因为机器学习可能会知道变量之间有相关性，但是无法知道因果关系，这需要对经济深层次问题的深刻理解。而且根据卢卡斯批判，随着新政策的实施，规律可能会发生变化而不再成立。对此，机器学习是很难理解的，因为要形成理性预期，就需要有一个理论模型，我不相信机器能够建立理论模型，所以经济学家还有很多事情可做，不用担心会失业。最后是脑科学的发展，其也可能对经济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对决策的分析。人类对决策的理解非常少，而随着脑科学的发展，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决策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影响经济学的发展。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史，其实我们知道的很少。从现有研究来看，关于中国经济的知识缺失非常多。1949年以后，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讨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经济运行的研究不多。但是在西方，已经有了所谓非均衡理论，以及反均衡理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有很多人为了冷战的需要，开始了解前苏联经济，研究发表了大量关于前苏联经济的理论文章。我在20世纪90年代对这一类的文献特别感兴趣。

现在讨论中国经济70年历程，大部分研究都是针对改革开放以后的，计划经济那个时代的研究我们自己没有太多工作，像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讨论计划经济的《短缺经济学》反而对我国经济学家影响很大。战前的中国经济研究跟现在的经济研究也是割裂的，知识也是缺失的。现在的中国经济研究可能更多是讲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有一点点涉及计划经济，像吴敬琏先生写的中国经济的书，有些关于计划经济的介绍和描述，但是总体上还是不够。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邹至庄先生的《中国经济》中文版的出版对我影响很大，其中对中国计划经济的很多方面进行了很好的量化分析，让人大开眼界。

这样说来，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及之前的30年没有很好的实证研究，更没有对经济学理论做什么贡献。现在我们所研究的改革开放后的40年，如果放在更长的时间跨度里，也不过是一个阶段，计划经济也不过是一个阶段。但关键是，我们的知识不连续，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对中国经济的认识是有偏的。我们不知道过去是什么样，不知道在统计上有没有完整的数据。再往前推，如果推到鸦片战争之前，推到二百年前，我相信我们的知识就更少。中国大学里的中国经济课程也仅仅讲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形，很多事情好像是突然开始的，没有历史，这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特别是基于中国经验要进行的理论总结和创新有致命的伤害。讨论中国经济的知识体系，我们需要反思缺失掉的很多知识，要把这个工作补上，使年轻学生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关于中国经济的一套知识。

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从“中国经济·知识体系·学科发展”这三个关键词谈两个关联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和知识体系。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在哪里？我认为经济学的作用无外乎两方面：一是明道，提供理论指导和改革发展方向，也就是解决做什么、往哪个方向努力和改革取向的问题；二是优术，提供研究解决问题的科学规范和方法，也就是如何做、怎么做、怎样做才可能不断逼近最优，更好再更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只有向最好的学，跟最好的比，才有可能做得更好，再更好。

从明道方面，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都能发挥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导向作用，从而不应该将它们对立起来。在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总是有人肯定其中一个学科而反对另外一个学科，这都是有失偏颇的。我认为，由于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政治经济学在明道方面，在坚持党的领导，在坚持“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导向作用。

而现代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国策的明道方面，特别是市场化取向改革、经济全球化开放中，起到了最基本的理论指导和发展导向作用，同时也提供了大量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优术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学提供两类基本理论：一是提供明道的基准点、参照系及确立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基准经济理论；二是提供优术的更为贴近现实的实用经济理论。两者互为促进，且均可用于内在逻辑的推断和预测。特别强调和界定理论结论成立的边界条件，注重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在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六性”。基准理论和相对现实理论具有内在关联、相辅相成，不能人为地切割开来。对那些讨论理想状态情形下的基准理论，认为其不符合现实情况而一味否定，这无论是从方法论上还是解决好现实问题的角度来看，都是极大的误解。这种先建立基准点和参照系，然后再发展出相对现实的理论以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方法，是一切自然科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我认为，基础理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与之相辅相成的相对现实的经济理论也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改革和良性发展就是要解决好“改革、发展、稳定、创新、治理”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旦目标和方向确定后，也就是做什么确定后，那些相对现实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如何做、怎么做的问题，更好地回答怎么样处理现实的约束条件，怎么样把一件事情办成的问题。比如，委托-代理理论试图解决微观、中观情形下信息、激励和效率的问题。而机制设计理论则研究从微观乃至整个更一般的经济环境下，如何进行制度设计或制度创新，改变不合理或激励扭曲的旧制度。

第二个问题，知识体系和学科发展。许多人在提到学科发展的时候，有一种偏向，甚至是偏见，就是以为我们所要发展的经济学只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国的急需问题。这当然特别重要。但我认为，在注重解决中国现实急需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重视对经济学科本身的世界性贡献，偏废其中任何一个都是不可取的。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评价体系由于认为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但不能直接套用或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那些“无用”的知识是无用的，从而忽视了中国对经济学科世界性贡献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恰恰是许多看起来一时无用的知识实际上说不定是非常有用的，如以市场化改革导向的那些基准理论就是这样的看来无用的理论，尽管它们是理想状态下才成立的理论，但具有极强的理论指导作用和如何发展的重要导向作用。因此，在经济学的学科评估和项目评审中，各个学校或学科对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和服务国家急需这两类导向应实行分类申报和分类评价，通过努力都有可能被评为一流，而不是将两者混为一谈。但现有的经济学科的评价指标体系，对经济研究的应用性和国家急需强调得比较多，而对经济学科本身的发展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度，基本上未被纳入到评价体系中，对世界一流的研究强调得还较少，且参与评价的权重过小。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经济人才的培养，还是科学研究，我们都必须做到经济理论、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三位一体。因为，我们要解决现实问题，必须要靠三个维度：一是理论逻辑，它异常重要，很多人提出的政策就没有什么逻辑，严重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二是要靠实践真知来解决现实和时代问题，但只有这两者还是远远不够，因为短期的政策应对和中长期的制度性安排往往是不一样的，所以还必须要有第三个维度，历史的视野，注重历史经验。所以，无论是学习、研究，还是解决现实问题，都必须是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的三位一体的方法论，这才是我认为的，无论是学习经济学，还是解决经济问题，都必需的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也可以对应到前面提到“六性”，即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科发展应该是平衡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真知灼见的、符合逻辑的、符合事实的、符合历史趋势的，能用数据检验、能为实践检验、能为历史检验的理论、工具及方法，对经济学科做出世界性贡献。

洪永淼（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以资本和技术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有效提升了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特别是使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得到了有效利用，从而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包括以G8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均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不言而喻，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和标志是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这也使世界各国不可避免地结成了产业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我们可以通过全球价值链跨境生产份额的演化历程，回顾一下中国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当中成为“世界工厂”。在2000年的跨境生产网络中，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网络还处于分离状态，相互之间并没有联系。美国是亚太网络的核心，与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和澳大利亚联系紧密，并且通过韩国与日本相连，通过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相连。加入WTO之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的跨境生产份额很小。2005年，亚太地区分化为两个网络，美国主要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保持联系，而中国已成为东亚和东南亚的核心，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紧密相连。至2011年，各国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增强，中国的份额超越美国，成为亚太地区的核心。但是从2015年开始，随着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全球价值网络开始出现退化倾向，东亚-东盟和欧洲重新呈现分离态势，近年来的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

从全球价值网络的生产份额来看，中国已然成为一个“世界工厂”，但中国在全球价值网络中的地位却不占优势。例如，1995-2009年间，中国电机及光学设备出口总值增长了10倍，但在这15年间，中国在该产业的国际生产链的分工一直是组装，附加价值低，处于该产业“微笑曲线”的底部。

中国凭借大规模的劳动力投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但细化到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层面，谁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呢？从中国国民收入分布可知，中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平均收入总和占GDP的比重一直在增加，而收入位于中位数以下人口的平均收入虽然也有增长但增幅并不大，占GDP的比重也呈减少趋势。不但中国如此，美国也一样。换言之，劳动的供给者，无论是宏观层面的经济体还是微观层面的经济活动参与者，都一直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其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以及劳资对立的矛盾依然适用于解释上述经济现象。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下行徘徊，增长与分配、资本与劳动、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更加突出。

我们非常有必要从中国的立场出发，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历史变化规律，比较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的模式，从而构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升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理论国际话语权，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实践服务。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我谈谈如何看一个国家在长期的赛跑中的韧性。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习惯了高增长，并将这段较长时段发生的故事称为“经济奇迹”。但是，看一国的长期绩效时还要把时间拉长。长期经济绩效，光看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是不够的，要观察几个因素：第一是看经济增长的频率；第二是看经济增长往上走的时候，正增长年份的频率是多少；第三是看经济往下走时负增长的年份，即经济负增长的频率，用经济衰减率来衡量。

当把这些因素都放进来就有意思了。我们看看目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国家的长期变迁，它们不是没有过高增长的年份，有些年份甚至还很高，也就是说它们不是没有过增长，它们的问题跟发达国家的比较出在哪里呢？差别出在衰减的频率太多，平均衰减率太高。由此给出的政策含义也就大变了，对发展问题来讲，主要的不是侧重于去追求高增长率，而是如何防止经济不往下掉。长期经济绩效不佳的国家问题出在负增长的年份多，以及整个衰减的频率太高，就是不断地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比较，不在于它们一直是高增长，而是长期来看负增长的年份少，衰减的频率不是那么大起大落。前苏联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它曾经把增长拉得很高，但是，这种拉高的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

考察1950-2011年间增长年份和衰减年份分别对人均收入的贡献可以发现，越是发达的国家，不仅增长年份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高，低衰退率对经济绩效的贡献也越大。从整个欧洲和新世界国家衰退频率反映的长期经济绩效来看，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衰退的年份不断下降的过程，衰减率下降对整个经济冲击减低的过程。欧洲国家增长年份和衰减年份人均收入的变化非常明显，就是衰减年份减少了，频率变小了，并不是增长年份变高了，而是衰退年份减少和衰退频率下降对整个人均收入变化的影响更大。

国别的比较也非常明显。就英国、荷兰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比较而言，也可以看衰减的频率和衰减率。意大利的衰减频次和衰减率比其他几个国家更高，西班牙的情况也是如此，而英国和荷兰的长期绩效变化得益于衰减频率的减少和衰减率的不断下降。

因此，观察中国经济有两个有意思的方面：一个从历史长河来看，中国怎么在近代掉下来了？另一个是把中国40年的经济绩效放在历史长河看怎么评价，未来的趋势如何？

用经济衰减率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绩效变迁还是很有意思的。从70年来看，与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经济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率的上升，也表现为衰减频次的减少和平均衰减率的下降，这可能是新中国经济绩效好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非常重要的表征。也就是说，从长期经济绩效来看，衰减频率的减少和衰减率的下降是解释过去70年中国经济绩效和其他发展国家比较起来相对好的非常重要的原因。用衰减率分析不同时段也非常有意思。过去70年衰减频率和衰减率在几个时间段也非常明显。197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奇迹创造正是得益于经济衰减频次的减少和衰减率的不断下降。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势，关键还是要看经济衰减率的下降是否可持续下去，而不是追求经济的高增长。

从关注增长率转向关注衰减率是经济绩效研究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它可以使我们从高增长迷雾中拔出，可以使我们更关注过程而非结果，可以使我们将研究的努力专注于经济绩效背后更深层的因素，为经济绩效不佳的国家找到真正的药方。

王瑶琪（中央财经大学校长）：我谈谈新经济背景下的学科交融与发展问题。新技术的出现催生了新的经济形态，这些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机遇和挑战。面对新形势，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有一种说法，现代技术仍然是过去几十年技术的涌现，我们还在用老本，新的真正能够引领新世纪的技术还没有出现，老本可能快要吃完，所以导致经济转型升级比较困难。另外，新技术确实已经普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我们会经常谈到人工智能的问题，尤其是对经济领域来讲，我们已经感受到人工智能、大数据、数据科学方面的冲击。目前，大数据是什么状况，现在还没有清晰定位。但无论如何，技术的变化正冲击着我们的经济生活。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规模化的生产会带来更低的规模化成本和更高的规模化收益。但是，现在开始出现了一种个性化、定制性的生产。那么，将来规模化的生产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吗？现在还不能确认。

我们要研究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因为这关系到资源的消耗能不能继续支撑这个世界经济的不断增长。如果按照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一种消耗型的模式，通过获取和消耗资源，我们制造出产品或者是提供出服务，用完了以后扔掉，有大量的废弃物堆积在那里，我们还要用大量的技术和成本处理这些废弃物。我们希望新技术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做好这种资源的循环利用。如何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更好一些，循环经济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形态？我们拭目以待。过往的经济是独享型经济偏多，而现在共享型经济更多地呈现出来，比如共享单车等等。共享经济似乎比独享经济更有生命的张力。另外，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那么，这个世界将继续走向经济全球化，还是将受到贸易保护主义严重的冲击和阻碍进而倒退到孤立分割的状态，目前的局势还不明朗。

所有这些在当下的经济形态中有种种体现的问题，都导致了在学科研究当中可能要更多地趋向交叉与融合，并借此来获取前沿的研究成果。如果说过往可以固守在一个领域或一个问题上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那么现在的情况下，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不太容易在一个非常单纯的领域內达成。从目前的学科发展趋势来讲，体系的开放性特征更加凸显。就经济学本身而言，这种开放性特征表现为新的交叉学科的出现，如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互联网经济学的出现，以及糅合了人体生物技术的神经经济学的出现，等等。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会基于理性做出决策，但是人的决策一定基于理性吗？人的决策到底基于什么？决策在理性条件下一定最优吗？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学科交叉的探索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从经济学研究来讲，因为一些新技术和新经济形态的出现，原本一些大型组织条件下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会转变为小型组织甚至是个体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它们越来越松散，越来越个体化。原来基于固化的大企业组织的经济业态是不是会受到分散的个体化的经济活动方式的冲击？这也是我们未来在研究当中可能要涉及的问题。

现在，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帮助我们更好地挖掘数据并探究数据背后的本质。然而，获取数据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并且，数据获取以后，将数据“清洗”到研究需要的状态，又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即便如此，我们运用现代技术是不是就能够获得真正可以描述现实情况的那些数据？或者说，在描述经济活动的真实性方面，已经获取的数据是不是具有了非常好的特征？

还有关于经济学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引领性问题。由于信息技术大规模使用，对于人机关系中技术发展的伦理性问题在未来的研究当中要给予重视。人工智能是没有情感的，但它一定是客观的吗？对人类利益一定是没有损害的吗？经济学研究要重视这些问题。此外，经济学从它的基础理论开始，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人类社会资源进行更好的分配，对人类社会财富进行更好的分配，使得人类社会经济更加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如果经济学能够更好地研究行业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等等，那么经济学对这个社会的精神文明会起到更好的引领作用。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些问题的中国实践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那么，中国经济学会有更加光辉的明天。当然，我们也感受到现在的学科发展压力非常大，起码目前的学科体系并没有已经完备到可以支撑起完成这些问题的研究，这就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吕炜（东北财经大学校长）：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已经经过了40年改革实践的积累，也经历了对西方主流学派的借鉴，以及我们自己认真的摸索和探索。这是探讨学科发展的一个基本语境。关于40年的评价，从正面可以举出很多的成绩和成果，当然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相对于改革实践的理论缺乏，学习借鉴过程中出现的局限，自身在探索当中碰到的各种困惑。

第一，学科发展的总体布局目前仍然处于变动和完善当中。五年前统计学变成了一级学科，经济统计和数理统计合并到了一起。但是结果如何？好像矛盾还是很大。另外在学科内部，比如在金融学类，传统的货币银行学和现代金融学之间的融合目前还处在探索过程中。

第二，学科之间的差异和融合都在加大。一方面，随着40年来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经济的发展，二级学科有了自己明确的理论支撑和研究对象。但是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也出现了融合趋势，对于不同学科的研究，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第三，在同一个二级学科内部，其包容性和张力在增强。从财政学角度来看，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财政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各个角度的研究都在不断融入原来以经济学科为主的财政学中，这本身就表明这个学科内部包容性和张力在逐渐增强。

但是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对解释中国现实问题的能力仍然不足。经济学应该更多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研究者更多关注某些阶段的变化，而目前还没有一个更长远的对中国实践逻辑的梳理和关注。此外，由于已有的关于中国的研究在学科建设方面得到转化的并不多，教材、体系都很少能看到中国的贡献。

在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当中，财政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个改革案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总结，但在主流的财政学理论当中很难找到解释和答案。一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当中，财政和国家有着更紧密的、更特殊的关系，这可能是已有的理论当中不太能够看到的特殊性。二是，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因为财政跟政府的关系，地方政府和经济增长之间紧密的联系形成了所谓中国道路和中国发展特色。也因为这样，财政在整个40年代改革开放当中有意无意承担了很多经济增长和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职能。三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改革和转换时期，都会发现最终财政承担了成本支付和兜底职责。

杨灿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对于中国来讲，目前首当其冲的是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要打赢中美贸易战，关键在创新。创新需要多种多样的知识，但是有三种知识最为重要，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第一，隐性知识。迈克尔·波兰尼将知识分成两类：一类叫显性知识；另一类叫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用文字、图表、数字表达出来的，看得见、摸得着，是很直观的知识。隐性知识则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导致创新差异的最大原因不是显性知识，而是隐性知识。怎么培养隐性知识？大学需要给学生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氛围，更多的启迪，或者说需要一种更好的大学文化，让学生在大学里能够经常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找到灵感，得到启发，获得一些思想的火花。

第二，交叉知识。工业革命以来，我们的学科专业越分越细，尤其是我国还受到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学科专业更细。但现在越来越趋向宽口径，整合专业的趋势是对的，专要建立在博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理论至少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亚当·斯密当年也是讲授了四门课，即宗教、道德情操、法律和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国富论》）。工业革命以来，这样的大师越来越少。在经济活动中，当市场交易费用太高的时候，一体化就会出现，替代市场交易，所以出现了企业，这是科斯的理论。其实，一个人的知识也存在着专业化和一体化问题，过于专业化，什么都要依靠和别人合作，那么合作成本就是高昂的交易费用，所以一个真正的学者最好是知识面宽一点，从经济学原理来讲，这也是可以说清楚的。例如，把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波兰尼就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哲学家。近年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很多人不是学经济学的，反而是心理学家、数学家、政治学家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说明知识交叉往往能带来创新。

第三，实践知识。只有从火热的实践中才能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理论研究同实践之间是有时差的，怎么缩小这个时差，就是要多走出书斋，多深入实践，这个时差就能够缩小。“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要强化实践，更不能不走向实践。

于海峰（广东财经大学校长）：我简要阐述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必要性、立足点和几点建议。

从必要性上来讲，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和接下来保持高质量增长，需要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增加中国的话语权。我国有很丰富的经济学实践，应该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基础是要构建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更主要的还要体现中国的话语权或者是国际影响力。基于时代变革和接下来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要以问题为导向，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构建方面做出贡献。

基本立足点有三个：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范式；第二，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或者是人类经济学共同的有益成果；第三，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坚持以问题导向。

此外，关于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构建方面的几点建议：第一，要琢磨和考虑怎样编写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要体现中国实践，体现国际化。第二，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经济学阐释。结合中国实践，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主题。第三，注重总结和提炼中国经济改革和高质量发展。

唐海燕（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校长）：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们对经济发展方式在不断进行探索。总体上看，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是逐步从外援型、高消耗、低效率的方式，逐步向平衡性、包容性、精细化方向转变。这个转变成效如何，转变过程当中又有哪些问题，怎么应对这些问题？

一是，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新旧动能的转换过程可能是一个漫长的阶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比如在新旧功能转换过程当中，在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下，传统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下降了。但是新的动能，特别是以创新为主题的新动能，它的形成又是需要时间的。新旧动能如果不能比较顺利地衔接好，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可能是比较明显的，具体反映在进出口、内外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从供给侧到需求侧，要更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这当中最重要的支撑就是创新。

二是，在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全球生产网络的融入陷阱和全球价值链的提升陷阱。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希望尽快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希望尽快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这个过程现在看来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成本优势。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我们嵌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之后，如何提升在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如何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三是，在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转变的过程中，可能在一定区域，在一定的时段出现产业空心化，在很多参与经济一体化国家和地区经历过这种情况。从我国来看，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也会遇到这样的风险。

四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政府和人们都关心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风险点。因为上述各种因素，在各个不同的层面都可能对就业产生一定的冲击。所以，在一些比较重大的会议中，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关注就业问题。这不仅包括大学生就业问题，还包括其他社会人员的就业问题。

五是，在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对外经济摩擦加剧的风险。这个风险已经成为现实了，最突出的就是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冲突。

如何应对上述问题和风险：第一，全面认识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把握其前提、基础、趋势、核心、标志、保障和目标。第二，坚守稳中求进。第三，重点做好新的经贸开放和合作，特别是金融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第四，要用新发展理念来指导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新的理解。

伏润民（云南财经大学校长）：我主要结合扶贫工作实际，谈谈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或者是脱贫攻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问题。

首先，通过大量农村调研发现，农村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劳动力要素的稀缺。贫困家庭几乎都缺少劳动力，劳动力充足的家庭一般不会贫困。另外是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剩余劳动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种植业面临劳动力不足与效率低下双重困境。

此外，农村财富或者是农村增加财富的非效益性积累大量存在。现在我们走到广大的农村去，哪怕是在云南喀斯特地貌的山区，在山坳里、山坡上甚至是山顶上，都会看到一栋一栋的别墅，这是哪里来的呢？都是他们几代人出去打工挣回来的钱，都用于建新房。但是建的新房只有老父亲、老母亲和一个孙子在住，而孙子到了上学的时期，都会集中到城镇集中教育。因此，很多新盖的房子没有居住。所以，虽然财富积累起来了，不过两三代之后会自然消耗掉。所以，农村现在的财富在磨损过程中，而没有把财富变换成相关的收益。这是农村两个非常突出的特征。

在农村，扶贫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一个经济过程，但是其表现形态是政治过程和社会行为过程，把要素聚集到农村，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但是这个过程不完全是经济过程或者不完全是市场经济过程，也就是说，要素不是根据市场的规律流向农村，而是通过政治和社会行为来进行组织的。例如，云南财经大学每年要投入一两百万元到农村去，要派很多老师指导农村进行发展。但是非市场化的流动会产生什么问题？这可能包括：这种要素流动是短期的，只是为了实现当期的某种目标。

扶贫当中还存在道德风险问题，这不仅来自于农民，也来自于当地政府。所以未来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如何使要素自动流向农村，农村现在主要的要素是土地，那么如何激活农村土地。第二，如何促进人口的自然流动，使愿意到农村的人流向农村，把传统农民改造成现代化农民，把城镇居民变成农民。

唐未兵（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中国的经济转型令世人瞩目，从制度变迁视角回顾其历程，总结其经验，有益于丰富中国经济的知识体系，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就是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经济转型的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标志之一，所以新中国建立伊始，我们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阶段的目标是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动力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抓革命、促生产”，路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环境相对封闭，理念是“一大、二公、三纯”，成效是经济短缺。应当说，计划经济虽然曾一度为新中国成立早期的经济恢复和初步发展、为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弊端也日渐明显。正因为如此，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经济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富起来。邓小平同志清晰地规划出了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发展蓝图，党的十三大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宏伟目标。这个阶段的动力是改革，路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环境是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理念是发展生产力才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个阶段的成效非常显著，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中国成为国际责任的承担者和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第三个阶段是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一阶段，我们的目标就是强起来，也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我们的动力是创新，路径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环境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理念是高质量发展。

中国的经济转型具有哪些特征呢？第一是渐进性。我们跟前苏联东欧国家不一样，它们采取了激进的转轨方式，是一夜之间从计划走向了市场，一夜之间从社会主义变成了资本主义。我们是渐进式地进行改革，在不破坏旧体制的条件下通过培植新体制因素以达到体制转换，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我们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是人民性。中国经济转型一开始就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三是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演进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不是单纯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不完全是自发秩序的产物，而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机结合。中央政府在充分尊重改革的自发性和发挥个人、基层单位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同时，坚持自上而下的领导、组织和协调。既充分利用了政府的强制性力量，减少了改革的阻力，较好地解决了经济转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防止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失控，又按照社会理性的要求选择了比较有利的制度变迁方式和路径，及时将群众自发创造而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制度变迁经验有组织地推广到全国，从而弥补了局部改革的不足。

第四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不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的结果，我们也没有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并使其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从而也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理论基础。中国经济转型的上述特征也就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原因之所在。

刘雷（贵州财经大学校长）：围绕知识体系和学科发展问题，介绍贵州财经大学在坚持服务国家战略，彰显特色优势，全面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的地方财经大学方面的一些情况。

关于学科建设的经验。一是坚持一个主基调，全力打造两个发展极。进一步优化学科体系，融合学科团队，扩大对外开放，凝聚学术力量，强化学科建设。二是紧扣国家战略和地方区域发展，打造特色优势，重点打造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等特色优势学科。在绿色发展、生态经济、减贫与发展等方面形成稳定的研究领域和特色。三是高度重视顶层设计，优化学科布局。四是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夯实学科基础。五是注重体制机制建设，激发内生动力。着力构建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研究生教育三位一体的运行和管理机制，激发学科建设的内生动力。

关于学科建设的思路。一是坚持内涵式发展，围绕双一流建设，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区域发展为导向，坚持内涵式发展，加快推进一流学科建设。二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打造大数据与绿色发展，大数据与公共服务特色学科群，为助推脱贫攻坚提供可行的方案。三是夯实学科基础，坚持错位发展，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经管类主体学科，彰显主体学科的特色优势。四是坚持质量优先，特色发展。继续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坚持质量优先，特色发展，有效满足国家战略和地方区域发展的人才需求。

孙杰光（吉林财经大学校长）：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是当前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这些年来，在经济学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在对接国际学术主流的同时，巩固了马克思理论的主导地位。面向中国实际，回答中国问题的大气候已经形成，一系列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理论成果不断产出，与国际接轨的具体问题研究也大大提升了我国经济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这些都为未来我国经济学发展奠定了一个大体框架，也为未来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然而，已有成果还不能满足时代变化，新的理论与实践命题层出不出，急需回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其运行机制以及与其相联系的基本经济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等还需要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国家层面的创新驱动、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战略也需要智库研究的支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对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重的任务，同时也为经济理论工作者提供了更加鲜活与丰富的素材，这是时代赋予的机遇，所以在看到压力的同时，更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学广阔的发展前景。

聚集到学科发展上，在经济学科分工日益细化、深化、技术化的大背景下，高等院校经济学科建设也面临一些新形势。例如，学科设置与动态调整问题，学科交叉融合发展问题，分工细化背景下人才团队的组织合作问题，人才培养方向与模式变革问题，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与智库研究协同推进问题，国际合作交流中提升话语权与影响力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思考破解，需要探索立足中国、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开放包容的科学发展新路径。

原载《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