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比较

作者：郑磊

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国际新经济研究院经济行为与中国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希勒在采访中提到了《叙事经济学》这本书，他将此次新冠疫情视为一个故事、一种叙事，也就是说，新冠病毒自身可以作为一个故事传播，并推动重大经济事件发生。人们对于大萧条的恐惧与现在对新冠病毒恐惧是类似的。

经济学界已经完全习惯了用量化分析的方式，采用简单到近乎脱离实际的假设，通过研究许多易感知、易追踪、易整理的定量指标，解释经济现象，并对经济行为做出预测。对于经济学的方法论缺陷，一些批评可谓非常尖刻，“当经济学家试图用纯经济学术语去解决伦理、文化和社会价值的问题时，他们也在愚弄其他理论，不过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被愚弄的其实是经济学家自己”（Morson and Schapiro，2017）。道格拉斯·诺思（2005）强调了人类意向在经济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意向基本上以叙事形式展现。

我们无法从纯粹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解释和预测现实世界，更无法用这个改变世界。这是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渐次脱节的一个明显后果。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数十年来都受到质疑，为了摆脱理论预测与实际不符的尴尬状况，很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在反思，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复杂经济学等领域的进展，展示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路径。

主张经济学应参考人文学科，融入有温度、有感知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场景“叙事”的想法早有人提出，而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将其发展成完整的理论框架，则是一个创举。

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斯特林（Sterling）讲席教授。《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和专栏撰稿人。标准普尔/凯斯-希勒房价指数开创者。曾出版《非理性繁荣》《动物精神》《钓愚》（后两本与乔治·阿克洛夫合著）等畅销书。

希勒2017年提出“叙事经济学”这个说法，并声称相关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他在新著《叙事经济学》一书中，独辟蹊径地将“叙事”引入经济学领域，使其成为解构经济现象和进行更准确经济预测的一个重要维度。这是一个值得赞赏的尝试。笔者结合自己对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的一些研究和感悟，为这本书做一个初步的解读。

01 那些史上留名的有趣叙事

希勒教授在2017年发表了一篇论文（Narrative Economics），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他给出了两个主要观点：人的行为不满足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假设；经济波动主要受到叙事的影响。这里的叙事（Narrative）特指在公众中可以像病毒一样传播的故事。这类故事也不限于常见形式，还可能是一首歌、一则笑话、一个理论、一条注解或一项计划，但是具有共同特征是能够激起情感共鸣，可以轻松地通过日常谈话得到传播。

希勒在这本书里充实了他在论文里无法容纳的有趣的历史叙事，即他所说的“可感知的历史”，这些历史细节非常鲜活有趣，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其所研究的过往经济事件的了解。这本书包含了恐慌、信心、节俭/炫耀性消费、金银本位制、自动化、人工智能取代劳动力、房地产周期、股市泡沫、通胀9个长期经济叙事的分析。在论述过程中大量引用了来自民间的一手历史文献资料，呈现了经济事件背后的丰满现实，可读性和史料性非常强，颠覆了人们对经济学理论刻板枯燥的印象。

希勒的这个研究范式关注的是其他人对重大经济事件的讲述——像病毒般传播的（流行）叙事：故事中的观点被人口口相传；人们努力生成新的可传播故事或让故事更具传播力。

比特币叙事就是这样的例子。比特币的价值如何在短短几年间从0上涨到3000亿美元？希勒认为比特币的价格一度在40小时内上涨了40%，这种波动性是经济叙事的传播力的体现。在从事比特币交易的人中，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项技术。但是技术理论并不是叙事的核心，他们只需要知道这个想法是一些聪明绝顶的数学家或计算机专家提出的即可。

比特币叙事的核心要素有两个，一个是无政府主义，另一个是造富效应。无政府主义始于1880年左右，1840年由蒲鲁东等人提出理论，影响持续至今。比特币将无政府主义作为叙事的核心要素，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引起了一部分大众的强烈情感共鸣。比特币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的理想。这是一则为了传播而精心设计的叙事，有效地捕捉了无政府主义精神，让非专业人士和市井小民也得以参与叙事，建立起身份认同感。比特币也是一个寻求经济赋权的故事，比特币是匿名的，完全不受政府控制和影响。经济不平等加剧使得人们对政府失望的同时，希望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经济状况。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叙事包含了很多民众喜闻乐见的发家致富故事，因而极具感染力和激励作用。中本聪的神秘身份又增添了比特币叙事的浪漫色彩，人们喜欢神秘故事，喜欢揭开神秘的面纱，如果没有对这个神秘谜团的反复宣传，传播率可能不会这么高。比特币在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出现了第一波价格飞涨。

如果我们细分一下比特币叙事，将其分为学术叙事和大众叙事，通过能够检索到有关比特币的文献，就能看到学术叙事和大众叙事在传播力上的显著差别。比特币技术核心算法的文章数量不足百篇（数字签名算法这个术语带有专业性，看上去枯燥乏味，显然不那么令人兴奋），而提到比特币的文章则多达15000多篇。比特币是面向未来的，这种简单的漂亮话更容易被人记住和传播。比特币兼具民主化和国际化两方面的吸引力，其卖点是没有任何政府可以控制或阻止它。无论是否正确，确实很吸引眼球。

人们对某个叙事感兴趣，恰恰是因为其他很多人都对他感兴趣，这里充分展示了传播的特征。通过滚雪球和病毒式传播，一个叙事可能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驱动力量。这是一个对于经典经济学研究全新的视角。按照希勒的逻辑：如果能够预测到哪些经济叙事会再次流行，也就有可能预测相应会出现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状况。

书中还展示了一些和大家关注的未来发展密切相关的叙事统计数据，比如“美国梦”。

我们从这幅图上可以看到在近200年间，“美国梦”是一个深受民间热爱的宏大叙事主题。尤其是二战之后，无论从新闻报纸还是书籍，其出现频率的上升幅度都体现了这则叙事的迅猛传播，目前可能处于“波峰顶部”，出现了下行的可能趋势。这个叙事的传播不断受到人们喜闻乐见的屌丝逆袭传奇故事的烘托，然而，研究美国经济史的学者已经留意到，近二三十年，美国中产和以下阶层并没有从全球化中获益，甚至出现了向下流动，随之而来的是“美国梦”叙事流行趋势出现了疲软现象。从这个叙事兴起的80年估算，也许会有80年的震荡下行和一段谷底盘旋期，而这也许对应的就是美国经济霸主地位被取代的历史进程。

面对即将进入的新康波周期，笔者认为数字经济是一个新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形态，人们最关心的一个议题是自动化、人工智能是否会改变人类就业形态和生活。与此相关的叙事是“技术性失业”和“劳动节约型机器”（见下图）。

新型机器有可能取代人工并导致大规模失业的担忧由来已久，其中包括发生在1811年的卢德派事件、1873—1897年的两次萧条恐慌。到了19世纪，人们对技术性失业的担忧成了中心话题。在经济萧条时期，很多人会失业，此时这种叙事尤其具有传播力。以目前情况看，这个叙事将在未来某一段时间成为热门的经济叙事，并对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流行一般至少会有两次高潮，我们看到技术性失业之前经历了一次流行高潮，所以还会有第二次高潮，笔者认为应该和人工智能应用有关。我们从下图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叙事在2000年之后出现快速流行。要留意的是，这张图展示的时间轴非常短，因为这是比较新的技术，其前身是“自动化”，作为同类叙事，人工智能是开始。参考“自动化”叙事的流行特征，人工智能的叙事也可能出现这种快速周期波动性。

《叙事经济学》向我们展示了流行叙事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从而对经济结果产生影响。有鉴于此，对于上述这些即将出现的未来叙事的理解，也应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制定出符合经济波动规律的行动策略。

02 经济叙事的理论基础：流行病学视角

希勒的“叙事经济学”实际是有关经济波动的一个新理论，在驱动经济的传统因素之外，他加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元素：通过口述、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传播的大众叙事。这种叙事不一定特别突出，但是传播力非常强。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真实、重要和明显的经济变化机制和预测因素，将叙事传播纳入经济学理论，有助于我们做出更好的预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如果一个节俭的经济叙事在某国20%的人口中传播，而这部分人口因此决定推迟购买新车，这部分支出的减少可能足以让该国经济遭受较大冲击。

叙事与经济结果之间的这种关系非常复杂，而且会随时间变化。希勒认为流行病学模型非常类似叙事流行的规律。目前全球正在经历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我们观察到，传染病的传染力下降，确实得益于隔离措施和易感人群的减少。当然，最根本的解决途径仍然要依靠医药和疫苗免疫。早在1377年，威尼斯在瘟疫期间就对海上抵达者实行隔离30天，陆地抵达者隔离40天的措施。随着染病者产生了抗体，感染率也会逐渐降低。要战胜而不是消灭流行病，唯一要做的就是将平均传染率降到平均康复率以下。在流行病学里有一个概念是疾病的基本再生数，这个数字通常低于人类关系网络的平均度数，也就是说，流行病通常不会传染给一个携带者认识的所有人。但是不同的病毒携带者的传染力是不同的。超级传播者类似人类关系网络中的超级节点，对于流行病和叙事的传播，都具有重要作用。（具体内容可参阅马修·杰克逊《人类网络》一书，中信出版社，2019年。）

病毒的基本再生数根据疾病本身性质不同，具有不同的传播特点，叙事也具有类似特征，不同的网络会流行不同的叙事。比如，学术界流行的叙事和市民大众间流行的叙事通常不一样，哪怕事关同一种现象。

经济学者圈有一些共享的专业叙事。比如一些经济模型，具有更平稳的传播。

而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各种过度简化且易于转述传播的经济叙事驱动的。过于抽象的经济学理论需要更能打动人心的形式，才能在普通大众中加快传播，但通常也只持续一段时间，如果不改头换面，其影响力会逐渐消退。这种现象与病毒变异非常相似，更新的传播性叙事导向经济事件，经济事件再导向改头换面的叙事。遗忘率高的叙事往往是孤立的叙事。能像病毒般传播的经济学理论，需要一些个性或者故事，拉弗曲线就是这样的例子。

拉弗曲线在1974年被提出时，并没有出现病毒式传播。财经记者万尼斯基写的有关拉弗曲线的故事，与这个叙事被疯传有很大关系。据说拉弗曾在与几位华盛顿高官共进牛排晚餐时，在一张餐巾纸上画出并解释了这个曲线的意义。尽管拉弗本人否认了这个情节，然而这个故事已不胫而走，变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段传奇佳话。故事的传播力不受其真实性的影响，能够博人眼球并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就能够风行一时，无论是否真实。

在这个餐巾故事的病毒式传播过程中，画在餐巾纸上的曲线图这个小细节可能使这个叙事最初的传播率高于遗忘率。要讲好这个故事，必须将场景设置在一家高档餐厅，在场的有华盛顿高官，还有一块餐巾：拉弗曲线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位经济学教授情不自禁地在一家高档餐厅做出一些不合时宜的举动，以便让政府官员了解其思想的不同寻常之处。这个故事的丰富的视觉形象帮助它从经济学奇闻轶事演变成长期记忆。餐巾（而不是一张普通纸张）这个视觉细节可能降低了人们遗忘这个叙事的速度，从而帮助它传播到了更多的人群。刻画引人注目的视觉形象是病毒式营销的一个助推器。而这个叙事最终让大家注意到它可以被人们拿来证明对高收入人群大幅减税的合理性。正是得益于这种流行病式的传播，作为供给经济学的一部分，拉弗曲线对触发公众对减税的强烈要求做出了贡献。当人们感觉自己与叙事中的人物或事情存在关联时，传播力会达到最强水平。特朗普的成功当选与把他描述成强硬聪明的交易商和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的叙事之间肯定存在某种联系。

希勒指出传播力取决于叙事被带入谈话的概率。新颖的想法和概念可能会提高传播的概率。至关重要的是了解创作高传播性的新叙事的“少数人”的影响力。通常这些人并不出名，传播这些叙事的往往是名人。但是只有在目标受众认识并认同这个名人时，叙事才能达到最佳传播效果。

叙事大行其道依赖附属元素：人情味，身份认同，爱国情怀。希勒认为当文化、时代思潮和经济行为发生快速变化时，就会通过叙事体现出来。叙事往往会和一时的风尚和短暂的狂热融合在一起。叙事的流行也具有周期性，与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有关，与人类的遗忘曲线有关。但是和某些传染病一样，处在流行低潮的一些经济现象相关的叙事很可能重新获得流行的动力。

03 经济叙事与经济行为：进一步思考

希勒的叙事经济学思想与行为经济学是兼容的。希勒用“经济叙事”这个工具尝试解释个人的认知和情绪如何影响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乃至对经济波动产生了很大作用。这本书的目标是鼓励人们识别那些能够帮助定义重大经济事件的经济叙事，并将其纳入思考，提高预测和处理这些事件的能力。

行为经济学提醒经济学家不要再想当然地认为人们总是理性行事。人的认知和情绪随时都会出现偏差，而有些偏差是系统性的，可以预见的。从叙事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对于历史的认识不是基于客观事实（当然还原历史事实本身就是一个艰巨挑战），而是根据这些叙述产生的复杂的心理反应。希勒强调这种叙事一定包含了人的主观反应，引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对于叙事的研究，并通过统计数据和曲线对一系列经济事件做出解释说明。

我们可以从心理和行为角度解读特定叙事的流行现象。人类有强烈倾向去揣测他人的想法。共情使得人们主观上愿意选择相信并传播符合自己心情或认知的经济叙事，也就是说，人们更喜欢传播自认为别人喜欢的叙事，喜欢听那种可以向别人转述并让别人喜欢的叙事。这样有利于创造集体共情的氛围。

暗示性指的是人类个体会下意识模仿和回应他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晚期。《暗示心理学》出版于1898年。1922年曾在美国举行巡回签名售书的法国心理学家米勒·库埃是自我暗示运动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暗示性和自我暗示这两个词在1920年左右达到峰值，表明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已经发现其他人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这类叙事会让他们预期羊群行为的发生，并有可能为这样的行为推波助澜（与羊群博弈）。人类心理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这个观点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截然相反。

群体效应会将叙事传播很广，并影响到特定群体的经济行为。比如大萧条的各种叙事抑制了炫耀性和奢侈消费，导致新车购买量明显下降。而这样做的结果确实削弱了高端出行和娱乐市场，减缓了大萧条期间的经济复苏。有关节俭的共情随着经济好转而减弱，这类叙事的影响力也逐渐降低。一个例子是节俭叙事从1990年后在日本广为传播。1993年日本出版了一本《清贫的哲学》，当年售出了35万册，其主人公“良宽”出现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连续剧和杂志的封面故事中，日本消费者竭力仿效这个奉行简单生活的德行高洁的形象。这种新的美德一直贯穿了日本“失去的十年”，形成了长期记忆。长期流行的叙事有可能影响人们的世界观或人生观。

流行叙事会对政策导向产生影响，一个例子是20世纪下半叶流行的“自由市场足够有效率”，不会因政府干预而进一步改善，引发了公众对政府监管的反对之声。人们成立了根据行为经济学的间接制定政策的经济智囊团，如英国政府2010年成立了行为洞察小组。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现在全世界约有近200个这样的小组。

创造新叙事或改造原有相似的叙事使之重新流行起来，这些叙事塑造或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行为。但是，笔者认为其关键在于是人们选择或创造了经济叙事，而不是相反。少量经济叙事能够出现病毒式传播而大多数不会流行，可能取决于人类与经济环境相互作用的要素。记忆不仅与记忆事件附着的情感有关，也和社会心理有关。与他人产生身份认同或与他人共同经历的记忆更有可能被记住。长期记忆的形成涉及大脑多个区域，包括视觉图像处理区域。这里要申明的是叙事经济学并不是要刻意夸大意识本身的作用，而是强调其承载的形式，是非常具体的，物质而非单纯意识的东西。

经济叙事是经济现象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叙事是时代的产物，叙事反映了个体的某种认知，是带有主观性和个体差异的描述，符合信息传播规律，一部分会成为共同叙事，而这部分又可以分为不同社会网络里的共同叙事，比如学术叙事，公众叙事。由于网络圈子不同，这两种叙事很难在不同圈子之间分享，必须经过特殊加工处理。

只要相关或类似的经济现象不断出现，这类叙事（同一类来自不同个体的叙事）就会不断重复和变异，很难说是那个叙事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各类叙事在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希勒也承认重大经济事件通常不是由单一叙事造成的。可能有很多表面看似不相关的叙事产生了同样的效果，目前还无法做到一一对应的区分，这是叙事经济学本身特点造成的。

目前确实没有有力的证据证实经济叙事对经济波动所起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理解经济波动的必要视角，但应该远不是最重要或唯一重要的视角。一些经济叙事肯定能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也只有在经济现实能够完全配合的情况下，才能自我实现。尽管经济学界以前过于忽视这种因素了，我们仍无法将这种因素视为最重要的因素。想搞清楚复杂的经济行为，必须将诸多与经济决策相关但相互对立的流行叙事和观点纳入考量。流行观点或叙事影响了很多经济活动中的变化。要做出更准确的预测，则需要更敏锐地察觉流行叙事的影响。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该在系统研究衡量相互矛盾的叙事的影响力方面有用武之地。

希勒这本书详细回顾了经济生活中主要的经济叙事，有些叙事在此之前还处在人们模糊的记忆中，呈现为零散的信息点或知识片段，而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无疑会得到强化，变得更加清晰和完整（也将更加生动有趣，我们应该感谢希勒所做的这项历史轶事收集整理工作），按照希勒的理论，显然将会对即将到来的经济产生更明显的影响（笔者认为可能会偏负面一些，人们在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更容易被过去的经济萧条叙事打动）。所以，关注经济波动的人们，显然不应该忽略掉这本可能会产生更显著影响力的有关“经济叙事”的经济叙事读本。我们权且将这个现象作为经济学叙事必然会受到叙事经济学影响的一个注脚吧。

04 新冠疫情下的叙事演绎

“大萧条”得名于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1934年的同名著作，当时是一个“学术叙事”。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后，引发了全球性经济萧条。在美国，此次萧条从1930年持续至1941年（包括1929-1933年，1937-1938年两次经济收缩），失业率一直高于8%。影响仅次于“大萧条”的是“大衰退”，在美国也发生了多次，分别是1973-1975年（与石油供应有关），1980-1982年（与中东战争有关），以及2008-2009年的严重经济衰退。

这些衰退、萧条记忆和叙事中，“大萧条”的叙事影响最深、最大，其中包含了许多对人们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如银行倒闭、罢工、农作物歉收或大量销毁，人们从过去的记录中仍能感受到当时的恐慌情境和长时间的节俭生活。

如今，受到新冠疫情和国际油价的双重打击，美国市场出现了崩溃前兆，经济活动的停滞加重了人们对经济将陷入衰退或萧条的担忧。人们从2019年底无忧无虑的乐观状态，正在迅速调整到另一种相反叙事之中。90年前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场景再次出现在威斯康星州：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奶农被迫倾倒数十万加仑的牛奶。为此，媒体就“大萧条又来了吗？”采访了希勒教授。希勒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是他也担心若疫情还将持续1—2年，人们当前焦虑、恐惧的心态会成为未来十年里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与1929年股市崩盘造成的恐慌心理非常相似（澎湃新闻，2020年4月13日）。

我们从书中提供的“大萧条”一次出现的频率可以看到，这个叙事真正算得上流行的时期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衰退”和本世纪初次贷金融危机期间发生的，而且新闻报纸对这个叙事的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两次流行具有相同的特点，就是每次流行有两个波峰，而且时间比较靠近。中间大约间隔了三十多年。我们因此也可以做个推测，即2009年左右的“大萧条”叙事流行的第二个波峰可能即将在当下发生，甚至会比十年前的流行表现得更为强劲，从而对经济产生更大的负面冲击。

希勒在采访中提到了《叙事经济学》这本书，他将此次新冠疫情视为一个故事、一种叙事，也就是说，新冠病毒自身可以作为一个故事传播，并推动重大经济事件发生。人们对于大萧条的恐惧与现在对新冠病毒恐惧是类似的。

我们现在面对的“大萧条”叙事本身就像病毒一样具有传染性，而这次传染的背景正好是新冠这种让人恐惧且捉摸不透的狡猾的传染性强的病毒。这次是对病毒的恐惧，同时叠加了对“大萧条”叙事的恐惧。

我们再看希勒对恐慌叙事的研究，他发现金融恐慌叙事率先出现，随后是商业信心危机叙事，再是消费者信心危机叙事。金融恐慌这一叙事的使用频率在1907年恐慌之后达到峰值，随后美国通过了《奥尔德里奇—弗里兰法案》，创建了中央银行的前身——国家货币委员会，1913年通过了《联邦储备法案》，美国的中央银行由此成立，其使命是提供“解决商业恐慌的方法”。1930年以后，这一叙事出现了变化，商业信心缺乏和后来的消费者信息缺乏更多的是因为绝望，depression这个词有了另一层含义：一种忧郁或沮丧的心理状态，也被更多用于描述经济收缩，这是当时一种新的基于心理状态的经济叙事。

我们从“金融恐慌”和“信心”叙事词条的统计数据中看到，除了“消费者信心”处于较高位，其他词条都处于前一个波峰之后的波谷位置，有可能继续保持低位震荡，另外一种可能是由于消费者信心遭遇较大打击而回落，在新一轮金融恐慌的触发下，重新兴起一波“恐慌”叙事。这个概率不算小，美国股市和债市在3月份遭受的史无前例的“流动性危机”，股市短时间里连续熔断了4次，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恐慌。目前虽然在美联储无底限提供流动性支持以及大幅降息、QE下已经有所缓解，但无法预测之后是否会出现更多的“黑天鹅”事件。金融恐慌的危机已经出现，阴霾也尚未散去。我们从下图看到“股市崩盘”词条的新闻报纸出现频次，再次出现峰值的可能性还是相当高。而且下次可能出现的是包括“债市崩盘”在内的金融市场震荡。

目前国内谈论“大萧条”的文章还不算很多，在学术界已经出现了重提“大萧条”叙事的动向，笔者认为重要的是观察民间对这个“恐慌”和“大萧条”、“大衰退”叙事的关注情况。毕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叙事离当下的人们太过久远，那是美国上两代人的记忆，而中国的类似场景发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和“大饥荒”年代，只能从过去的文献中找到当时凄惨的记载。这种古旧叙事必须经过一番“改头换面”，才能引起当下人们的“共情”，并重新获得传播影响力。新的“大萧条”叙事需要新的故事元素和卖点，人们也许会努力为自己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大萧条”图景，这并不容易。也许我们应该首先考虑的是控制一些容易触发这类回忆的事件，比如金融市场崩盘，以及和失业、生产与消费萎缩相关的事件发生和影响范围，并努力营造有能力克服困难的乐观舆论氛围，以尽量避免群体心理的“大萧条”叙事偏好，减少负面心理对已经不太乐观的经济可能产生的打击。

参考文献

Gary Saul Morson，Morton Schapiro.Cents and Sensibility : What Economics Can Learn from the Humanities[M].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Robert J. Shiller. Narrative Economics:How Stories Go Viral and Drive Major Economic Events[M].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9

Robert J. Shiller. Narrative Economic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vol. 107, issue 4, 967-1004

马修•杰克逊.人类网络[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