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芳:互联网精神并不支持新计划经济
2018-12-17 10:32:31
  • 0
  • 0
  • 1

来源:网络智酷

作者:杨培芳,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

来自:经济学家圈

杨培芳 资料图

习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017年4月19日习总书记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提出“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向,中国应该也能够在践行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面对网络信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我们必须致力理论和经济模式的创新,才能真正抓住时代赋予我国的历史机遇。

一、互联网精神并不支持新计划经济

上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斯蒂芬.博丁顿就在《计算机与社会主义》专著中提出,计算机和数字技术很可能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相容,并且系统提出基于计算机的新计划经济概念。后来国内外经常有学者提出用大型计算机“召回计划经济”的主张。最近又有人提出:”未来30年,计划经济的成分会越来越大”。还有人认为,共产主义将在我们这一代人实现,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司全部国有化”!

其实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有人提出过,利用大型计算机建立国民经济控制中心,实行新计划经济。 1988年在全国情报所长软科学培训班上,有位控制论专家大讲“国民经济精细控制论”,他认为我国经济一放就乱、一控就死,主要是因为精细控制能力不足。应该采用大型计算机找到最优控制点,从而摆脱欠控制和过控制状态。我在他后面讲了7个小时的《信息服务经济学》,认为靠一个控制中心,永远找不到最优控制点,必须采用分布化信息关联方案,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次优发展。也就是在那次讲话中,我首次提出了“信息经济协同论”观点。

无独有偶,上世纪末,许多国家都面临计算机网络建设方案的选择问题。当时有两个选项,一个是集中发展大型、巨型计算中心方向,一种是小型、微型计算机网络方向。法国选择了国家计算中心数据库加专用可视图文终端系统,由法国电信公司安装了600多万专用终端设备。需要上网的人必须到当地邮电局,通过可视图文系统检索中央数据库的各类信息。2000年我去法国访问,问到这个问题。法国电信告诉我,他们先是进行互联网改造,结果用了两年时间才改造了40万终端,最后决定全部拆除,重建互联网体系。

现在好多人在讲互联网思维,但是里边掺杂了许多互联网企业的营销理念。我一直提倡互联网的时代精神,它是与耕牛镰刀、动力机械时代相比较而言的。耕牛时代精神是分散封闭,机械时代精神是集中垄断,互联网的时代精神是开放共享、扁平关联和协同互利。纵观人类社会信息结构的演化,经过了中心辐射(广播)方式、分级控制(电信)方式,正在走向扁平关联(互联网)方式 。

我多次讲,广播方式代表落后的生产力,电信方式代表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只有互联网方式代表当代最先进的生产力。多年前我参与了中国长途电话城市编号的制定工作,为了满足工业宝塔型五级汇接网络,北京独占01冠号,上海、广州、沈阳、西安等八大城市分享02,其它省会城市分享03,04,还有地市级城市依次类推,分配极不合理。记得当时就有专家提出应该按照大区网格划分,比如华北用01,东北用02,华东用03---,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前几年还有几个城市向国家要026城市冠号。我告诉他们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移动电话号码已经淡化了地域概念,现在上网视频微信,连境内境外都分不出来。

信息结构映射出经济结构的演化规律,集中计划经济只适合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短缺经济阶段,它既不适合宝塔结构的工业时代,更不适合扁平关联的信息时代。严肃分析新计划经济的提出背景及其理论特征,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新计划经济就是利用计算机大数据系统,实现加强型集中计划经济,显然,互联网的时代精神并不支持这种新计划经济!

二、 应该认真面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迷失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经济下滑,环境污染、灾害频发、贫富差距明显拉大。面对这些难题,源于工业时代的经济学除了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完全拿不出有效的药方。

著名诺奖经济学大师布坎南说,现代经济学“已经迷失了救世的激情和公平的梦想”,科斯最近也感慨:经济学沦为了“飘在空中的学问,---已经坏掉了”。斯蒂格利茨则明确提出“一旦引入不完备市场和不完全信息这些更接近现实的假设以后,新古典经济学和帕累托效率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可见现代经济学已经不能适应信息时代的新经济规律,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信息经济的共享特征给资源稀缺假设带来挑战; 二是日益增加的社会信息成本对信息对称假设形成挑战; 三是互联网协同精神对贪婪利己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挑战 。

两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从李嘉图到凯恩斯,从马歇尔到科斯,无不源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利己之心能够产生利他之果”的悖论,这是亚当·斯密的最主要的贡献。为了摆脱中世纪的“神创论”的统治理念,亚当·斯密旗帜鲜明地为个人利益正名,在哪个年代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有重要意义的。

然而,这个理论鼓励无节制的自私和贪婪,就为后来的社会留下了祸根。借用印度前总理甘地的话说,“地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张五常先生最近在《经济学为何失败?》的讲演中也提出,斯密并不认为人性本私,而是说在那个时代,不自私不行,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自私可以使人类发展,也可以使人类毁灭”!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亚当·斯密的后继者们,不但没有进一步解决他留下来的议题,而是用简单化、绝对化的方式把原本留有巨大缺陷的理论推向极端和荒谬。先是道金斯通过论证认为自私就是人类的本性,其次就是萨缪尔森认为“均衡的最一般的意义是指经济事物中有关的变量在一定条件的相互作用下所达到的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追求静止的思维方式和理念,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理论会走到如此脱离实际的地步。正是这样的理念,导致了今天世界各地,从理论到实际的种种乱象。

对于新古典主义的突破,影响最大的无疑就是“凯恩斯革命”。针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凯恩斯在1936年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变革方案是非常实际的。一方面,它突破了只考虑“看不见的手”的偏向,承认和重视政府的干预,为新政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凯恩斯并没有深入到最根本的理念,也没有对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带给经济的负面影响做深入探索。正因为这样,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大幅度回潮。正如朱特的《沉疴遍地》所描述的,在这三十多年里,西方世界危机频发、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加深。

1991年诺贝尔奖得主科斯被西方认为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创始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他一生所致力考察的不是经济运行过程本身,而是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即运行的制度基础。他的产权理论发端于对私有制度涵义的界定,通过对私人产权的定义,从法律和经济的双重角度阐明了私有产权理论的合规性。

科斯认为,产权不明晰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效率绝对低下、资源配置绝对无效的社会。另一位诺奖经济学家G.斯蒂格勒将科斯的上述思想概括为科斯定理,这一概括虽不是科斯本人做出的,却被许多经济学家所承认,并将其与19世纪的萨伊定理相提并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还是在经济交往中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人”,还是运用了占据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主流的个人主义还原论。

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他们的经济思想还是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科斯认为保留公共领域就是公地悲剧,都应该私有化。但是随着现代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经济的扩展,公共领域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许多学者开始质疑,土地可以是地主的,工厂可以是资本家的,互联网是谁的?科斯理论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而且连他赖以获诺奖的无线电频谱私有化的主张,也正在被“网络中立”的社会化理论所代替。

三、必须同时超越凯恩斯主义和达尔文主义

传统市场经济有五大缺陷,一是必然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 ;二是解决不了日益扩展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问题; 三是有钱人的子女可以上最好的学校,造成人生起点的歧视;四是有钱人可以请最好的律师,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五是不可避免地造成贫富分化,使社会失衡。面对这些实际问题,各国只能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采取“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实用主义政策。

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欧美经济一蹶不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集中揭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和社会弊端。人们开始厌倦这种交替经济政策的许诺,使欧盟面临解体的危险,美国人则选举出一位没有政治素养的房产商当总统。由此开始了反开放、反全球化的倒行逆施政策,让美国一步步退出经济第一强国的宝座。

由于西方经济学面对新一轮世界性经济危机无能为力,许多大学发生了学生示威游行,要求全面修改经济学教材。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深刻提出,凯恩斯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都难以保证市场的长期活力,我们正在接近一种新的哲学,它将为未来指明方向。

计划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利他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利己主义。利他的结果是阶级固化和集体贫困;利己的结果是两极分化,“利润与贫穷同时增长”。 诺奖经济学家约翰.纳什认为,如果人类本能只有自私贪婪和不合作动机,那么人类社会不可能进化到现在的程度。美国另一位著名供给派经济学会家乔治.吉尔德说,在亚当斯密的笔下,市场经济的主导者不是那些有智慧的企业家和有创造力的商人,而是以扩大私利为目标的理性经济人。

实际上随着信息日益透明,价格的形成必须考虑各方的利益(互利)。他说“现在成功的企业家除了个别之外,他们不但不贪婪,反而工作力,生活节俭,远远超过学界人士、华盛顿智库人员和教会群体”。他们的成功仅仅源于他们真诚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和消费者给他们应有的回报。

可见随着信息日益透明,只有建立平等交易、互利共赢的新商业模式,市场主体才能获得合理持久利益。 默克制药集团的缔造者,乔治.W.默克经常告诫他的员工:“应当永远铭记,我们旨在救人不在求利,但利润会随之而来”。马云也说“现在一个市场主体的成功,必须建立在相关主体也要成功的基础之上”。也有学者用计算机多元博弈模型证明,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都不可持续,社会将进入只让持“一还一报、平等互利”态度者发财的时代!

四、 新经济时代需要新经济理论

习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提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又说“我们有信心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

当前虽然许多国内外学者开始反思西方经济学的失败,但是面对强大的主流经济学体系,声音依然微弱。乔治.吉尔德说“亚当·斯密的后继者们提出了均衡理论和自发秩序原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和完全竞争,提出了供给和需求理论,提出了市场机制的奖励与惩罚。而在高通通信公司的影响下,我逐渐偏离了这些传统经济学理念,开始研究以非均衡和无秩序,以信息和噪声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学,并且认为这类新型经济学才是理解人类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当年为里根和撒切尔政府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的经济学巨匠,他的“新型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社会影响甚至还比不上一些天马行空的未来学家。

最近,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直接从信息技术革命的视角批判了科斯的产权私有化理论。他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中写道,科斯的非凡成就恰恰是关于频谱私有化的论文,他主张将全部频谱一次性出售,供商业企业专有使用或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FCC(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采纳了科斯的主张,通过拍卖频谱为联邦财政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他们的想法是使政府和私人企业从中受益。但事实上这种论调非常失败:他们一方面反对政府补贴,另一方面却对私营企业近乎以垄断地位从事公共事业的现象视而不见,大量政府税收补贴被这些企业收入囊中”。(2008-2010年间,天然气和电力获得超过310亿,通信获得300亿,油气管道获得240亿美元政府补贴)。

将公共资源私有化的主张基于频谱资源是稀缺的假设,“但是这种假设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崩溃,因为新技术可以将频谱从稀缺资源转变为过剩资源。即便频谱资源不会成为无限资源,那也无疑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它的使用成本几乎为零”。

里夫金说,“许多新一代学者都不认同科斯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将频谱资源出售给私营领域,电信巨头将囤积大量频谱,从而形成垄断。这就增加了电信巨头对全国通信渠道的控制力度,剥夺了数百万消费者和数十万企业低价通信的权力。他们支持第三种方案,也就是使国家通信脱离政府和市场的控制,称之为协同网络(网络中立)的新管理模式,该网络化的共有权将成为全新协同经济时代的管理机构”。

里夫金还提出了一个产权之问:谁是互联网的所有者?他说“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来自富裕资本家和公司股东的并不多,大部分资金来自数百万消费者和纳税人。谁是互联网的所有者?实际上可以说每个人都拥有互联网,也可以说互联网不属于任何人。

尽管互联网的物理路由一些大公司铺设电缆、提供了有线和无线连接,但是此外还存在大量非营利网络组织提供内容服务。在哪里,访问和发送各种形式的信息边际成本都接近于零”。《信息时代三部曲》的作者曼纽尔.卡斯特则更明确指出:“如果实行信息私有制和数据垄断,互联网绝不会有今天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信息财富增值需要充分共享的特性,提出了信息财富社会化的内在要求”。

作为社会学家,里夫金提出的“协同共享”的经济模式,与我们的研究结论有许多重合之处。里夫金指出了物联网的零边际成本规律促成协同共享的趋势,但对于协同共享经济的内部机理,以及运作方式的研究和描述非常模糊,尤其是他的免费理论,仍有乌托邦之嫌。他提出第三只“互助之手”和“网络协同治理”等概念很有创意,也尚需要理顺机理和机制。

除了国外的新经济学者之外,国内也有许多颇有成效的研究。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新经济学派,自2010年开始发表了“新商业模式宣言”;出版了《新商务系列丛书》和《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基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重新梳理了信息生产力的概念,主张在信息生产力基础上变革传统生产关系,构建互联网时代以社会协同、公共理性和互利主义为核心的新经济理论体系。

如果说西方理论偏向机械的、静止的终极概念,在机器生产力时代取得了重大成功,那么东方理论则更关注变化的、模糊和不确定性的事态,却失去了主推工业社会发展的机会。然而人类从硬邦邦的工业社会向充满流变的信息社会转型过程中,新理论体系很可能在东方大国土壤里萌生!

五、 打造协同市场新经济理论基石

150年前,早期经济自由主义者巴斯夏就发现产权运动的取向不总是流向私人领域,而主要是从私人领域流向公共领域,最后形成“自愿共同体”;而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标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们都过于理想,随着机器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后人有人记住了“自愿”,忘掉了“共同”,有人记住了“联合”忘掉了“自由”,进入了要么被资本绑架,要么被权力绑架的双重陷阱。

今天信息生产力的快速普及,人们一定会摆脱权力和资本的双重绑架,在网络透明、并发博弈和公共理性基础上创建一个“协同市场”新经济理论体系。这个体系至少应该包括:新价值论,新结构论 ,新经济统计,新经济伦理,新公共平台,新货币理论,新产权理论,新规制理论八个方面。要对200多年形成的传统经济理论体系进行解构和扬弃,并构建信息时代的新经济理论体系,无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这里我们可以先针对三个最核心的问题做一些初步剖析。

新价值论

一百多年来,人们对于劳动创造价值还是资本创造价值一直争论不断。后来有人修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认为劳动、资本和组织要素三者同时创造价值。但是资本是什么?组织要素又是什么,他们又与过去的劳动和马克思定义的高级劳动有扯不断的关系。

另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价值与供需关系。西方经济学的三大基石之一就是假定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从而才在供需关系上形成价值和价格。但是在信息经济领域,主要基础资源不再是钢铁、石油、稀有金属等稀缺资源,而是沙子(硅)和知识。从根本上讲,它们不再受稀缺的约束。有人说有用的知识还是稀缺的,消费者的注意力也是稀缺的,但是知识和注意力都是可以无限增长和分割共享,不会有知识穷尽和注意力耗光的那一天,它与经济学的资源稀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新经济伦理

农业时代的经济伦理是利他主义,工业时代的经济伦理是利己主义,而信息时代的新经济伦理是互利主义。它并不是源于人们的良好愿望,而是信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协同互利精神快速普及使然。但是这种互利主义观点一时很难被现代人们接受,有的人铁心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自私,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全社会的利益最大化。有的人又铁心认为,人之所以能够繁衍到统治地球的地位,就是因为人天生具有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精神,生活在未来社会的人们可以只讲奉献,不需要索取,甚至幻想回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年代。

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已经厌倦了学界的两种背书。最近许多理论前沿例如人脑科学、经济博弈、量子理论研究结论既不支持利己主义,也不支持利他主义,而是指向互利主义。甚至有科学家发现宇宙结构类似人脑,既非鸡蛋(中心论)结构,又非宝塔(分级)结构,而是扁平关联的一张无比巨大的“以太之网”。

新产权理论

现代股份制企业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股权所有者(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第二阶段,职业经理人(董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第三阶段,社会监督者(监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产权包括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随着持股者日益分散,企业所有权正在被淡化,使用权正在被强化。尤其是正在向各类传统领域扩张的互联网服务业,产权越来越模糊。你的服务器,路由器,你的手机或者网络终端设备,离开相互关联就一钱不值! 只有去资本化、去国家化、逐渐走向社会化,才符合信息时代产权运动的基本规律。

六、 协同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社会化企业

农业生产力的主要特征是分散封闭,工业生产力的主要特征是集中垄断,信息生产力的主要特征是协同互利。信息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场公共企业自由化运动席卷全球,许多国家的铁路、通信、电力改革都跟着英美,走过了一条取消管制(de-regulation)——重建管制(re-regulation)——回归垄断(re-monopoly)——新型管制(new-regulation )的弯路。2015年2月6日,美国FCC(联邦通信委员会)公布了全新的“网络中立”方案。

该方案把ISP(信息服务提供商)重新归到公共企业下面,这意味着它们将需要接受跟电话、水、电公司同等的监管政策。如果这套方案通过,那么通信业将无法再通过提供信息快速通道而谋取市场利益。

学者们认为,这个法案的实施过程肯定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很可能经过反复修改和长期争辩,才能达成共识。果然,特朗普上台不久就废除了这项法案,让互联网企业脱离规制与监管,再次回到经济自由主义轨道。但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不可能长期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基础设施并没有完全跟随英美进行完全自由化改革,而是引入适度竞争和有效监管,由强大市场需求拉动了快速发展。现在中国政策已经明确,交通、通信、能源均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必须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走向社会化发展道路,这是第一类社会化企业。

第二类社会化企业是随着互联网向各行业、各领域的渗透,形成了各类生产、服务平台,也正在凸显其基础性、公共性和社会性,正在走向社会化发展道路。第三类社会化企业(也称为共益企业)是某些商业性企业自觉承担足够的公益、环境、安全等社会责任。

社会化企业有三个共同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们都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但不拒绝获取合理利润,而是以低费微利经营模式为消费者或全社会提供普惠商品和服务。

第二个特征是比一般商业企业承担更大社会责任。第三个特征是它们都以混合所有制形式,最终走向联合起来的社会所有制。随着财产所有权日益淡化,支配权和使用权的重要性正在凸显,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是协同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协同经济将排斥按出资额多少、由出资多的人握有决策权的制度,让财产摆脱了排他性所有权的束缚,通畅地为社会支配和使用。

被认证的社会化企业有的对等权利和义务,一要接受社会专门机构的监管;二是依据专项法律和政策在占地、破路、入场以及税收抵扣方面享受相应优惠。

这条路能不能走好,还需要克服一个重大障碍,那就是传统理论只有国家空间和私人空间,基本没有公共空间。经济实体也只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它们几乎都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尤其缺少社会化公共企业的理论支撑和制度保证。面对信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我国必须大力提倡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率先推动社会化企业的相关立法的规制。惟其如此,才能催生更多社会化企业,为实现公平、高效信息社会提供微观基础。

信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普及进一步促使生产高度社会化,必然要求财产权突破原有的私有还是公有的界定,走向“由社会直接占有和直接管理”。我国经济已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表明了我国产权制度必须坚持社会化改革方向。

要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淡化国企和民企的概念,建议将企业重新分成商业竞争类,公共基础类和公益服务类。对同一类别的企业,不论国有还是民有,实行同一的法律和政策监管,同时享受相同的政策待遇,有利于越来越多的社会化企业采用免费或低费微利运营模式向更大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基础服务。

其实恩格斯早就预料到“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应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下册438页)。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没有互联网,他们设想的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并管理的生产力也不可能蒸汽机和电气化阶段实现。

只有进入信息生产力时代,这个新型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才有可能实现。因为互联网既不适合私人独占,也不适合国家垄断,而是必须“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832页)。而互联网的开放共享、扁平关联精神就是以联合个人为核心的“协同市场经济”模式的接生婆和助产士。

 
最新文章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