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前天

摘  要
　　2017-2018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凸显的新问题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合规经营亟待与国际接轨；第二，从“产品走出去”到“品牌走出去”，中国企业任重而道远；第三，走进“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困难显现；第四，中美大国博弈下，中国企业美国投资遇阻碍；第五，中国企业海外对外承包工程，PPP模式效率亟待提高。针对以上问题，本节将结合现状，分析其生成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以提供参考。

一、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合规经营需要符合国际标准

　　1. 问题现状：中国多家企业海外发展，因不了解投资国法律规章受重罚

　　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政府将禁止中兴通讯在未来七年内从美国公司购买敏感产品。“中兴违反了2017年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当时，美国政府指责中兴通讯非法出口伊朗和朝鲜。经过中国政府和中兴管理层的斡旋,同年5月美国商务部解除了对中兴公司的销售禁令，并对中兴采取以下处罚：1. 更换管理层和董事会；2.必须购买更多美国产品；3.罚款13亿美元；4.为保障美国的安全，必须听美国的。 尽管中兴制裁案中“违规”问题更多表现为一种美国的“出师之名”，但此案也折射出中国在某些高精尖端领域仍然处于“不掌握核心技术”“科研力量相对薄弱”的客观现实。同时，更反映出企业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合规经营的重要性。未来中国企业海外发展还需提升自身能力，加强合规经营，避免因小失大而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发展正在成为全球化发展中的重要特点，然而与之相伴的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将会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2018年初，阿里巴巴和腾讯的金融服务部门因违反跨境外汇交易法规而被处以罚款；吉利在收购戴姆勒10%股份的过程中被德国监管局以“吉利未提前公布持股信息”而被盯上并面临约1000万欧元的罚款等等。从合规角度来看，为何中国企业在海外“违规”屡见不鲜？

　　2. 原因分析：中资企业对海外法律不熟悉；在利益驱动下铤而走险；企业合规机制不完善难以有效规避风险

　　第一，中国企业对海外法律法规不熟悉。对海外法律法规的不熟悉或者不重视，使企业在自认为合规的商业行为中遇到法律纠纷，甚至遇到巨额罚款，给企业带来损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容易遇到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2014年，小米收到了一份关于在海外“披露个人信息”的调查。用户怀疑他们的小米手机正在秘密地将手机中存储的个人信息传回中国并被非法使用。证据是他们会经常收到来自中国的推销电话。西方国家历来重视个人信息保护，2018年欧盟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个人信息保护更加严格，中国企业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尤其是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理解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同时，对于规模相对较小且具有“走出去”需求的企业来说，深入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具有一定难度，需要相关服务机构的帮助与指导。

　　第二，有个别企业在利益驱动下铤而走险。2018年中兴被美国商务部制裁案是一系列事件最终构成的结果。中兴通讯违反了美国政府对禁止向伊朗出口美国制造的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将一批配备硬件和软件的产品从美国科技公司出售给伊朗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伊朗电信（TCI），而受到美国商务部的调查。2016年3月，美国商务部公布调查结果证实中兴存在违规行为，决定对中兴采取限制出口政策，在多方斡旋后美国政府宣布暂缓制裁，2017年中兴承认违规行为并向美国政府支付了8.92亿美元的罚款。直至2018年中美贸易战全面开打过程中，美国商务部再次发起对中兴的出口禁令调查，发现中兴将承诺不外卖的美国产品销售给了伊朗、朝鲜等美国禁售的国家。

　　中兴通讯制裁案是中国公司海外违规行为的颇具代表性的案件。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为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占据先机而铤而走险，然而违规行为一旦被投资国政府发现，企业和企业高管都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第三，合规机制不健全，无法有效规避海外违法行为。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发生的一系列合规事件，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企业缺乏海外业务活动的综合合规机制，难以适应海外监管制度。例如，中国工商银行涉嫌在西班牙洗钱被调查。体现中国工商银行西班牙分行的反洗钱合规机制形同虚设，对此大规模的洗钱行为无所作为，最终被西班牙警方立案。 良好的合规机制不仅可以帮助企业衡量风险，还可以在面临执法机构的调查和执法中，能够成为企业有效的抗辩，帮助企业获取执法机构的信任，并争取更理想的结果。

　　3. 对策与建议

　　（1）企业：从高管层开始培养合规管理的思想与习惯、建立完善的合规体系、任命首席合规官负责全面的协调与管理。

　　第一，企业开展对管理者合规经营的培训，将合规管理的理念深度融入至企业文化中。以诚信经营为基础，不断在企业内部开展对员工的合规培训认知，从公司高层管理者做出表率，推进合规经营自上而下的有效执行。

　　第二，企业内部构建系统的合规管理体系。一是明确合规管理的范畴。二是成立企业社会责任（CSR）部门，保持CSR部门的独立性。三是从战略层面赋予CSR部门使命、内控框架、部门职能。

　　第三，参照全球跨国公司的管理模式设立首席合规官职位，负责协调企业合规风险的识别和管控。

　　（2）政府：加强中国企业合规管理立法、成立企业合规审查委员会、牵头央企制定企业合规体系

　　第一，政府应加强中国企业合规管理的相关立法，设立相关法律规章。近年来，中国政府也在合规管理领域不断加强立法和执法。2017年5月23日，中央综合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规范企业海外业务行为的若干意见”。显然，要加强海外业务合规体系建设，逐步形成权责明确、整合、规范、有序的风险控制监管体系，从而更好地服务对外开放大局。同年12月29日，《合规管理体系指南》的国家标准正式发布。随着相关法律的出台，从国内制约企业海外商业行为从而最大程度降低企业的违规行为发生率，国内立法还有助于完善国内的企业合规法律的空白，净化国内市场环境、促进企业合规经营、培育全社会遵循企业合法经营的清风正气。

　　第二，政府牵头成立企业合规审查委员会。面对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诸多不合规、被调查执法、被罚巨款的问题，政府应该牵头成立相关企业合规审查委员会，以内部监管的模式监督企业合规经营。一是可以协助海外投资避开“雷区”；二是对“走出去”企业进行全方面监管和审查；三是培养合规人才，协助企业更好地处理海外违规问题，将损失最大程度地降到最低。

　　第三，政府先牵头央企作为合规体系建设试点，帮助企业建立自身合规体系。除了全国人大面向全社会进行行业立法外，各企业内部也应进行立法工作，从企业内部规范商业行为。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合规要求，积极推动合规管理各领域的立法和执法。2016年3月，国资委选择五家中央企业（中石油、中国移动、招商局集团、中国铁路和东方电气）作为合规体系建设的试点。

　　（3）智库为企业合规建设建言献策、助力海外发展

　　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需要一定的智力支持，智库可以为此做出贡献。一是智库的客观研究可以为企业提供更为科学、客观、真实、有价值的咨询建议，为企业分析投资国相关法律要求、投资环境、审查重点和趋势，智库尤其是社会智库相对独立的身份使其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加中立客观的咨询服务。二是视角更多元，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纳入政策制定过程，是制定公共政策需要解决好的重要课题，而社会智库视角多元化，可以深化社会各个层面，有利于将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理念纳入政策视野，在企业合规行为的审查和内部管理过程中，社会智库可以从投资企业、本国政府、标的、投资国政府、公众舆情等多个视角进行分析，提供更有价值的合规信息。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不可逆转。诚然，中国企业对于不了解投资国法律而交了不少“学费”，但希望不要因噎废食，企业应重视合规经营在海外投资行为中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二、从“产品走出去”到“品牌走出去”，中国企业任重而道远

　　1. 问题现状：中国企业的品牌国际影响力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企业越来越频繁地在海外购买资产、实施跨国并购活动。虽然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使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事实上中国企业的品牌影响力与欧美企业、日本企业相比，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和信任度相对较低。据统计，90%以上的世界知名品牌来自发达国家，知名品牌的产量在同类产品中占3%左右，但销售额却约占50%。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种类的工业产品和世界上最健全的工业门类，种类达220多种。然而在2016年的世界500强品牌评选中，中国只占据36个席位。这种“制造大国、品牌弱国”的不对称局面亟待转变。 当前中国正处在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品牌”转型的关键时期，实际上就是从“产品走出去”向“品牌走出去”转变的重要阶段，是否能够成功转型决定着中国企业驾驭全球化发展大趋势的能力，更决定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能否立于不败之地。

　　2. 问题分析：恪守传统商业思维；品牌口碑有待提升；品牌宣传手段单一；品牌管理落后

　　第一，中国品牌恪守传统商业思维，导致品牌知名度不高。“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隐喻是，只要产品质量好，不怕吸引不到顾客，这样的传统思维至今仍然束缚着中国企业品牌发展。中国奇瑞在巴西受到欢迎，人们对奇瑞汽车的漂亮车型、较高的性价比和良好的安全性能感到满意，然而，与欧美汽车品牌相比，奇瑞在巴西市场的品牌认知度仍然较低，因此除了高性价比和卓越的产品质量外，丰富的营销手段也必不可少。

　　第二，中国品牌缺乏国际美誉有待提升。品牌是企业对消费者的承诺，是消费者对企业的信赖与认可。需通过提高质量与完善服务长期积累。然而，很多中国企业将品牌只归于“宣传”，但在如何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服务能力、增加投资和规范内部管理方面十分缺乏，从而造成品牌生命周期偏短，流星式品牌层出不穷。

　　第三，缺乏品牌管理的经验。大部分中国企业在品牌管理上出现职责模糊，功能不完善等问题，直接导致品牌规划和品牌监控的过程混乱。因此很多企业的品牌建设滞后很难与国际接轨，影响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3. 对策与建议

　　（1）企业：增强产品质量，注重产品研发；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学习海外管理及消费文化

　　第一，不断研发创新产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并不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族品牌，例如海尔、联想、华为。通过分析不难发现这些公司具有相同的特点：它们专注于产品的开发与创新；海外投资以引进先进技术为主，通过扩张国际渠道加速产品研发与推广。这些企业对研发、知识产权极其重视，奠定了品牌海外发展的基础。而中国的现代企业也应认真总结，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企业的发展经验，首先注重产品的品质，这是根本，其次也要具有一定的创新和研发能力。

　　第二，将中国文化转化为品牌元素向国际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宝库，是中国企业品牌“走出去”的文化“武器”。海外企业也看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并进行商业开发，在获得巨额利润背后，更宣传了自身的商业品牌。例如美国迪士尼拍摄的《花木兰》和《功夫熊猫》等以中国文化为主元素的电影作品。中国企业更应充分利用其悠久的民族文化资源和中国文化，将中国企业品牌推向国际舞台。

　　第三，海外经营需要本土化管理。中国企业“走出去”不能只是自说自话，更要将自身的文化特色与当地的经营传统与消费习惯巧妙结合，既满足人们对不同地域、不用国家特色内容的猎奇心态，也要充分考虑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适应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当地寻找经营伙伴或指导，以中国企业的贴心管理与人性化服务，使中国品牌给当地消费者留下好印象。

　　（2）政府：优化政策法规，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以国家间政府交往为契机推动中国企业品牌走出去

　　第一，优化政策法规，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地方政府应从品牌建设的外围提供支持，帮助企业更好的打造中国品牌，讲好中国故事，从而有力地走向世界。尽管今天中国产品逐渐获得社会认可，但依然出现很多的国人出国买感冒药、买马桶盖的情况，这是社会的思维导向偏差，应鼓励民众使用国内优质产品，从而支持中国企业快速成长，帮助建立民族品牌。其次，加强对中国品牌的知识产权保护，这需要良好的社会和市场环境。因此，要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意识的普及，加大力度打击国内市场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规范市场环境，打击垄断，打击不正当竞争，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第二，以国家间政府交往为契机推动中国企业品牌走出去。国家层面的国际交往和外事活动中，如果使用中国品牌的产品或重点宣传中国品牌，则对于中国品牌“走出去”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中国外交部自2016年3月以来，从举办第一场中国省区市全球推介活动至今，已先后有13个中西部省份亮相外交部。外交部通过举办全球推介活动，邀请驻华大使和各国媒体更深入全面的了解中国中西部省区市的基本情况，它将推动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到中国各地投资和建设，促进中国品牌在国际舞台上的推广传播，增强其国际影响力。外交部举办全球推介活动有三点理由，一是为国家发展做好服务，二是为地方开放创造条件，三是为驻华使团了解中国国情打造平台，外交部利用自己的资源和优势，为中国的进一步开放作出贡献。

　　（3）社会：媒体助推中国企业“走出去”

　　中国品牌“走出去”的道路并不平坦，新闻媒体应予以支持。企业要选准发声平台，优化传播渠道，了解当地情况，深入洞察市场受众，以促进自身品牌更稳健地走出去。例如，2016年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工作转型升级，隆重推出了“国家品牌计划”入选单位，旨在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助力品牌兴邦。中国主流媒体在王牌节目的黄金档期播出中国品牌的广告，可以从两方面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一是国内民众对国产品牌的广泛熟识，从而提升对国内品牌的消费水平，以国内消费带动国外发展；二是在移动互联时代，央视等主流媒体上的信息很快会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国际产生一定影响力。媒体为中国品牌宣传助力，就是在用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三、走进“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困难显现

　　1. 问题现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以来，中国企业正随着“走出去”的浪潮，大踏步地沿着“一带一路”与沿线各国互通经贸往来。据国家商务部数据，2018年1~7月，中企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4个国家合计投资85.5亿美元，同比增长11.8%。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571.1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5.6%；完成营业额450.8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3.8%。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企业不断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各种困难开始显现。这些主要问题包括中国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文化障碍、法律体系差异以及环保劳动等问题。例如，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国内12家央企在利比亚的项目被迫搁置暂停，近200亿美元项目停摆；2015年希腊政府宣布终止与我国中远集团的合作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口项目，不再向中国出售港口股权等诸多问题。 “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行和发展离不开企业的支持和运作。必须要直面挑战与问题，勇于剖析原因，并加以解决完善。

　　2. 原因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频繁；文化冲突产生投资障碍；环境问题阻碍海外投资进一步发展。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频繁。“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各国多为发展中国家，国情复杂多样，经常存在政治不稳定甚至爆发军事内乱、暴动、战争的情况，而政权更迭则深刻影响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利益，一旦东道国发生政治不稳定问题，中国企业的多数项目就会停摆，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例如，2014年泰国国内发生政局变化，早在2009年就决定签订的中泰高铁计划被迫搁置，直到2017年11月，中泰双方就高铁问题召开了22次会议，主要围绕高铁沿线开发权进行讨论，但因泰国政府不断更迭政权，导致中泰双方的合作一再拖延调整，导致中企的巨额前期投资资金难以收回，面临着巨大风险。

　　第二，文化冲突产生投资障碍。文化冲突更多体现在生活习惯、宗教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这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阻碍不容小觑。例如，2009年，中缅两国政府签订了密松水电项目，总投资额达36亿美元，计划在2017年完工发电。然而，自2010年开始，缅甸总统吴登盛突然“以人民意愿”为由宣布，暂停在其在任期间与中国合作的密松水电项目。“密松河在当地具有崇高地位，建设水电站会破坏当地习俗，毁坏当地生态环境”，或是宣传“中国掠夺缅甸资源”等民族主义言论，使中国企业和缅甸国内两败俱伤。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期间，对各地文化风俗不进行彻底调查和了解，极易受此困阻，付出惨痛代价。

　　第三，环境问题阻碍中国企业进一步海外发展。随着环境保护问题逐渐成为全世界的热点话题，各国都非常重视本国的环境保护，特别是对海外投资建厂的企业一般会给予“特别关注”。事实上，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东道国，都应对环境问题加以重视，这是国家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双方合作共赢的基石之一。从统计数据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可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行业都与生态环境紧密相关，生态环境问题是牵动中国企业海外“走出去”的一根警戒线。

　　3. 对策与建议

　　（1）企业：学会使用政治保险工具，企业应合规合法经营

　　第一，中国企业应学会使用政治保险工具。政治保险工具又称“政治风险保险” 。因为政治风险是企业难以估计的，更是企业难以控制把握的，因此只有在面对政治风险阻碍时尽量降低损失。中国企业可以在海外投资时在东道国已经建立的政治风险承保机构购买企业资产的政治保险，也可以购买负责政治险和商业险的信贷保险，尽量降低自身在因政治等不可控原因下出现的资产损失。

　　第二，企业应合规合法经营。无论东道国有怎样严格的环境、劳工条款，或是当地有怎样特殊的风俗习惯，作为海外投资者，中国企业还应谨慎遵循当地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比如企业应在进驻之前全方位调查了解东道国在该领域的相关法规条文，包含企业所涉及的各个领域，还应充分学习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不触犯或违背当地人民的习俗；中国企业还应遵循中国对企业海外行为的相关法律条文，不应形成在国内谨言慎行、严格按照国家要求经营生产，而到了国外则不管不顾，产生贪腐贿赂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的状况。因此，企业应该从自身内部注重员工的合规经营意识，对员工进行标的国的法律法规、文化习俗的相关培训。

　　（2）政府：帮助企业参与境外谈判，以两国共同利益打破障碍，邀请发达国家共同参与“一带一路”。

　　第一，政府应协助企业参与境外谈判。尽管企业对海外各种问题进行全面评估测量，但也难以做到万无一失。因此，政府也应根据事实情况，尽全力对本国企业加以支持，并协助中国企业参与海外谈判，尽量减少企业的损失。政府也应在企业出现相关问题后，将纠纷作为案例进行经验总结，并着力与东道国完善双边投资协定的漏洞。

　　第二，政府应大力促进两国共同利益的合作项目，从而打破合作阻碍。政府应为企业提供更多发展机会，重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项目和民生项目的联合开发上。引导并鼓励中国企业的投资建设重点放在双方的共同利益项目上，以此来获得当地政府与民众的支持。

　　第三，中国应积极邀请美、日、韩以及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共同参与到“一带一路”平台中来，共同从中受益。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向全世界提供的一份公共产品，可以拓展与外延。美国虽不在“一带一路”沿线上，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相关国”，美国的参与可以为“一带一路”带来更多机遇和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中国可与参与进来的各个国家共同制定“一带一路”区域治理、全球治理秩序。推动中国与各个国家在资金、人才、技术、项目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机制。建立“一带一路”多边/双边合作机制，不断创新合作方式，推动重大项目的有效对接，让各个国家在合作中互利互惠。

　　（3）社会：金融机构对中国企业提供更多财务援助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道路是坎坷的，面对众多不确定因素和挑战，要想继续深入挺近“一带一路”，在不断壮大企业自身的同时，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中国企业肩负着重要使命。因此，需要得到国内社会的广泛支持，特别是财务方面的援助。根据前文的原因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投资建设后面临的诸多问题，直接导致的恶劣影响就是资金无法收回、设备搁置受损折旧、企业在资金上面临重创，且面临银行催款和各项委员金赔偿的问题。因此国内的金融机构应设立专项海外资金，协助企业应对“一带一路”投资建设中出现的困境，助力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四、中美经贸冲突下，中国企业投资美国遇阻碍

　　1. 问题现状

　　2015年，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1至9月中美货物贸易额达到4416亿美元，标志着中美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时代到来。不仅如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美国一直是中国海外投资最受欢迎的目的地。然而，2018年开年，美国发起了针对中国在云计算与其他高科技服务领域的所谓“不公平限制”的301调查，例如可能禁止中国企业阿里巴巴在美国提供云计算服务，或在对中国解除限制之前，禁止阿里巴巴在美国扩大运营。接着美国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产品列出清单并加征25%的关税。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对美国出口至中国的产品，例如大豆、汽车、飞机等多种贸易产品进行关税的政策调整，两国经贸摩擦不断升级。中美双方虽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多次的会晤，但基本上保持着一种“边打边谈”的状态。中美经贸摩擦对于中美经贸的主力军——两国企业而言是一次沉重打击。特别是对于准备投资美国的中国企业而言，来自美国外资委员会CFIUS的挑战前所未有。中国企业在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出现剧烈波动的情况下该如何应对，又该在中美大国博弈中如何屹立不倒，站稳脚跟？这需要具体分析中国企业形成困境的原因。

　　2. 原因分析：美国政党竞争所产生的阻碍、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政治博弈、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社会责任感欠缺

　　第一，美国政党竞争所产生的阻碍。此次中美“贸易战”不仅仅是一场中美双方之间的经贸类“战争”，其本质还体现出美国党争的激烈情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次中美贸易战更像是美国的政治“内战”。自2016年以来，特朗普赢得了共和党初选，然后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成为新一届美国总统。但事实上，无论是共和党内部还是其对手民主党对于这一结果的态度都有所保留，并非是主流势力所期待的。而随着特朗普政府初期的幕僚接连换血，例如国务卿蒂勒森被炒、总统经济顾问科恩辞职以及国家安全顾问不断换人等事件，充分证明美国共和党内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正在加剧，而在此背景下拉开的中美“贸易战”大幕，事实上是一些被称为美国政治的“鹰派”人物纷纷跳到台前，试图在乱局中谋取个人利益。而特朗普也需要在成功当选总统后实现他在竞选时期的诺言，即在竞选时期曾说要打“贸易战”，2017年因为中美之间的外交活动，实际上将此次“贸易战”推迟到今年。因此特朗普尽管知道与中国进行“贸易战”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但在美国政党制度下他一定会冒着风险“兑现诺言”。

　　第二，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政治博弈。中国企业特别是生产高科技产品的企业在受到美国的贸易制裁时经常会收到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答复文件。事实上，“国家安全”不过是现实中商业利益的政治化表现。特朗普政府认为，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伤害远大于利好，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而政治与经济上的双赢局面不会重现。此外，美国政府一直认为中国企业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十分不明确，中国企业的进驻会有泄露机密的风险。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的汇金收购案中，因为蚂蚁金服可以获取美国境内资金流动的大量资料，尽管蚂蚁金服保证会采取措施以增加数据的安全性，但交易最终还是没有通过美国监管机构的批准。

　　第三，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适应性有待加强。从以上两点分析不难看出，美国对华开展贸易战是中国企业甚至中国政府都难以避免和预防的，具有不可控性。但中国企业面临的困境，其中还有部分原因源自企业自身。中国企业在美国环境中难以适应不同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文化环境。例如在与媒体的交往过程中，美国媒体认为越大的企业越有信息挖掘的价值，因此会毫不留情地去探寻这家企业的全部信息从而公之于众，一旦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经营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都会被公布，因此这对于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的形象管理有着更高的要求。

　　3. 对策与建议

　　（1）企业：适应美国社会文化、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从而赢得支持；同时发掘亚非拉新兴国家的投资潜力

　　能够有实力收购美国企业的中国企业在国内一般都具有较好的社会声誉、较高的商业地位以及雄厚的资本实力。但对于美国本土而言，除了极少数的中国本土全球知名品牌，例如华为、中兴之外，其余的企业要想深入美国市场，尽量减少美国政府的制裁政策的影响，赢得美国民众和消费者的口碑，则需要在行为上表现出企业愿意努力符合美国本地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学会在美国的社会结构特征下采取相应的行动。例如积极参与美国本土的社群支持活动，建立基金会，支持地方教育，帮助扶贫，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等。这样在美国政府对企业充满敌意的情况下，在民众的支持下也可以争取到一定的缓和机会。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贸易和投资保护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中国企业一方面需积极支持多边主义，继续谋求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共赢；同时在另一方面，还要巩固和加强与全球的经贸联系，发掘亚非拉新兴国家的投资潜力。2012年非盟通过“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PIDA，2012-2040）”，投资总额预计达3600亿美元，每年的资金缺口在300亿美元以上。非洲发展潜力巨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7年非洲经济总量2.19万亿美元，增长3.7%；非洲人口12.5亿，年轻人占了60%以上，劳动力充足；同时，非洲资源丰富，市场正在成长，投资环境在逐步改善。考虑到非洲的发展潜力，未来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将有很大空间，可以投资于基础设施、能源、矿产、农业等行业。

　　（2）政府：在必要的经济政策支持的基础上，支持中国企业继续走出去；维护多边机制，推动自贸体制发展

　　第一，在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支持中国继续走出去。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紧密关系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中国企业是中国经济不断与世界接轨的主力军和排头兵。因此在中国企业面临美国投资障碍和风险之际，中国政府更应该对国内企业予以政策和经济上的双重支持。政策上的支持包括以下两点：一是积极与美国贸易代表开展谈判，尽早结束对双方都不利的“贸易战”，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企业的贸易困境；二是对内对相关企业进行减税降费的政策支持。经济上的支持包括以下两点：一是政府财政出资支持国内企业继续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研发，掌握关键技术，预防美国对我国其他技术的封锁和制裁；二是财政为中国企业购买海外资产风险保险。

　　第二，维护多边机制，推动自贸体制。多边机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会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可以与欧盟、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一起维护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利用好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G20等多边机构、机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如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内展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取得的成果，展现中国知识产权强国形象，扭转国际上的刻板印象。同时，中国可以考虑加入新的TPP，在TPP范围内加强与日本等国的合作，以经济领域带动其他领域的合作。未来，中国还可以推动TPP和RCEP的整合，促成涵盖范围更广、经济体量更大的亚太自贸区（FTAAP）的形成。在未来，中国政府可以继续加强周边国家、非洲、亚太国家、“金砖国家”等国家的合作，扩大中国的“朋友圈”。

　　（3）社会：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强对中国企业走出的金融和资本支持；民众应树立对民族企业的信心并在行动上给予支持；发挥“二轨”外交作用

　　第一，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增强对中国企业的资本支持。此次中美“贸易战”中，美国的主要手段就是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征收高额关税，不仅使产品在美国的售价不得不飙升，损失企业在美利益，高额关税本身就使得部分企业不堪重负。因此，国内的金融机构应该加强对国内企业的金融和资本支持，为企业提供一定的贷款，共同应对“贸易战”的难关。

　　第二，民众应树立对民族企业的信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此次美国对中兴公司的制裁，尽管最终以美国对中兴罚款10亿美元并要求撤换中兴通讯的高层管理人员而告终，但比罚单更沉重的是对中国企业海外合规经营以及中国应该掌握核心技术的沉重反思。尽管网络上民众对此事多持反思惊醒态度，但不可就此对中兴通讯的前景表示消极态度，要坚信中兴通讯经过此次事件后，经过整改和核心技术提升，未来依然可期。美国政府对中兴的制裁已经给该企业带来一定的损失，而更大的风险在于中兴通讯的声誉是否会因此事而受损，国内民众是否会继续支持中兴，中兴的产品是否会因此而受损，这都需要国内民众保持理智的心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支持民族企业的长远发展。

　　第三，提高对外交流水平，鼓励中美两国智库、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发挥“二轨外交”作用。形成高效、灵活的沟通对话渠道和机制，以负责传达双方的声音，积极协助双方消除误解，弥合差异，最终提出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应该大大提高透明度和开放度。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对特朗普政府的决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一些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就来自这些智库中。因此，中美两国智库的交流沟通如果达成共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两国政府的交流与沟通。这需要中国智库更具有全球化视野与格局，为政策制定和研究提供智力支撑。

五、中国企业海外对外承包项目 PPP模式效率亟待提高

　　1. 问题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承载着中国资本、中国技术走向海外的中国企业，也在一边响应国家的号召，一边受到广阔的世界市场的强大吸引，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海外兼并、海外建设承包等案例屡出不穷，中国企业正在大踏步地走出国门，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关键力量。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时面临诸多问题。中国企业海外发展过程中总体而言存在三大主要问题：一是重视资本“走出去”和金融合作，缺少海外工程承包项目和工程技术“走出去”；二是中资企业对外承包工程的目的地国大部分为发展中经济体，在发达国家的海外建设承包案例较少；三是中资企业海外承包工程主要依据传统的“大包大揽”承包方式和EPC方式，PPP合作项目数量较少，相关数据显示，目前中资企业在海外承接的PPP项目总数约在30个左右。 总体而言，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国际化水平相对较低，与世界水平差距较大。可以说中企承接境外PPP项目尚处于起步阶段，诸多问题依然存在，当前急需破解之道。

　　2. 原因分析：中资企业开展PPP合作模式的能力有待提高；东道国的PPP合作模式的相关法律保护政策缺失；中资企业自身在项目承包问题上的PPP合作意识不强

　　第一，中资企业开展PPP合作模式的能力有待提高。开展PPP模式对于企业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种最新的工程承包模式对企业的自身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企业作为重要的参与方，需要熟悉国际市场中PPP模式的运作流程。例如从项目前期立项、申请、可行性研究、项目融资再到最终的项目实施、运营和后期维护，都需要企业有宏观的把握和清晰的发展认知。但目前，对于大部分中资企业而言，在长期传统承保模式的发展禁锢下，拥有统筹全盘考虑并及时采取行动能力的企业并不多见，企业自身存在着专业人才缺乏、管理模式落后以及融资困难等诸多问题，限制了中资企业在海外的PPP模式发展之路。

　　第二，东道国PPP合作模式的相关法律保护政策缺失。中资企业以PPP模式中标的海外承包工程现存问题较多，其中一点便是海外申报项目多为与中国贸易关系密切的发展中国家，而在发达国家的项目较少。此外，出于熟悉承包环境的考虑，中资企业还容易在几个发展中国家出现“扎堆”的现象。然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PPP模式仍处于摸索阶段，对此模式下的设施设备所有权归属、定价、公共与私人在这一项目中可以相互介入到何种程度等关键问题都没有明确合理的规定。然而，推行PPP模式的最大优势就是在于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实现共担风险、共享收益，这些关键问题不进行界定，就大大降低了PPP模式原本的优势所在，而中资企业也在不规范的合作模式下损失利益或蜕化PPP模式。

　　第三，中资企业自身在项目承包问题上的PPP合作意识不强。通过相关调查，不难发现在PPP模式发展较好的市场，成功中标开展PPP合作模式的个体多为企业联合体，而非是一家企业孤军作战。因为通过组建联合体参与境外PPP项目的招投标可以实现企业在资金、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的能力互补。但中资企业明显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意识不强，各家企业单打独斗的情况较多，主要是源于长期以来的传统承包模式的影响，对海外承包建设的发展模式认知不清、转变思路困难。

　　3. 对策与建议：企业应重点研究PPP合作东道主的发展环境；政府应从宏观制度层面提升以使中资企业更好地参与到PPP模式当中；全社会共同参与

　　针对以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及其背后发生的原因，我们力图从企业自身、政府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帮助中资企业更好地融入海外承包项目向PPP模式发展的浪潮之中。

　　（1）企业：参与PPP项目过程中要注重转变心态；多方调研确定最佳合作时机和方式

　　第一，中资企业走出国门参与PPP模式的海外承包建设项目，必须要转变心态，规矩办事，还要做好风险防控。中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长期在政府的支持下发展，一旦走出国门，其身份就转变为纯粹的“外资企业”。在国内有利的政治、商业条件在国外可能变成影响项目成败的风险。因此，中企一定要转变好建设、发展心态。

　　第二，中资企业要在参与PPP模式前进行多方调研，以确定最佳合作时间。企业在进入东道国之前，应注意项目的总承包和运营，以便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随着中资企业与东道国的合作愈发成熟，对双边逐渐熟悉，风险可以得到有效防控后，再开展PPP的合作模式，从而规避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承包建设风险。

　　（2）政府：中国政府可以在发展关系较密切的国家推动该国的PPP合作建设；国家为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建设提供信息资讯平台，协调各企业海外承包项目和目的地的选择

　　第一，中国政府可以在发展关系较密切的国家推动该国的PPP合作建设。政府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对经贸关系密切、两国关系友好和谐的国家开展人文交流、技术培训，推动中国示范项目的海外宣传。提升东道国与中国企业在PPP模式建设项目上的合作意愿，加强双方互助理解，侧面推动中资企业更好地、有更多机会地参与到海外PPP项目中。

　　第二，国家为企业海外投资建设提供信息平台，协调各类企业海外承包项目和目的地的选择。正因为中国企业经常出现“扎堆”的现象，且缺少以企业联合体的方式参与海外承包，因此建议政府为企业提供未来重点投资国家清单，注明投资领域情况，使企业在特定国家和专业领域有的放矢，并实现中资企业间相互配合。 在熟悉东道国市场环境的可靠保障下，将中标项目做到最好；充分利用PPP模式的突出优势，提高海外承包的利润、降低风险；同时，对重点国家和领域的信息发布，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资企业间的内部竞争所带来的交易成本。

结 语

　　201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我国十九大后全面深化改革再出发的第一年。根据CCG的调查，不难看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正从能源领域为主转向高端制造、品牌、技术类投资。过去资本、商品、服务是我们“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重点，现在更多关注高新技术、国际人才以及创新能力。可以说中国已拉开更高层次“走出去”的新篇章。

　　展望2019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将呈现以下几大趋势。一是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心将偏向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市场。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预计未来五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市场依然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区域。且投资领域会从大型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等项目拓展到旅游、电子商务、人文教育交流等领域。二是从行业看，高新技术、智能制造领域的“走出去”步伐将明显加快；与此同时，敏感行业如房地产、娱乐等依然受政策管控。三是从企业“走出去”方式看，海外并购依然是海外投资的主要方式，随着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参与程度的深化，绿地投资有望回暖。四是从“走出去”的主体来看，未来有望形成“国民携手”拓展海外市场的新局面。

　　全球化智库（CCG）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观察者、研究者和政策推动着，我们将继续追踪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步伐，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全球化背景中解析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现状，预判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方向，提出更具战略性与前瞻性的对策建议，为政府制定政策、企业海外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