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学家圈

受益于经济发展对经济理论的追求，中国经济学队伍占尽了思想市场领域的风头，经济学家群体一度成为全民偶像，一个时间段里，经济学家说了什么，经济学家怎么看，成为人们寻找真理的一个参考。

在这些经济学家圈里尤其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家队伍中，有一批人值得特别关注，那就是早年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经济学家们，我们在这里称他们为“半仕经济学家”，也就是曾经有过一段在政府工作的经历，虽然叫半仕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一半以上的时间，实际上更短，但是这段时间在经济学家个人生命生涯中由于处于青年早期阶段，所以显得非常重要。

这类经济学家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在政府仕途上工作几年后，选择进一步深造留学，留学后进入大学或者研究机构，这种履历在当时的中国来说也是黄金履历了。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赶上中国经济腾飞，各种现象频出，这些人见证了政策和实际之间高速结合并产生效果的经济上的“奇迹”。在高质量的实践几年后，这些人进入西方高校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回国进入高校。在这期间，这些学者顺应时代潮流，适时发声且观点鲜明，成为影响舆论的意见领袖，并进而影响政策制定，比如国企改革、通胀治理、产业政策等等。

研究这些现在已经成为主流甚至第一梯队影响力的这些经济学家的政府从业经历，非常有意思，也让人对这批学者有一个群体画像般的认知。我们列举几个知名学者。

吴敬琏是其中最为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吴敬琏被称为吴市场，但是同厉以宁、茅于轼、张五常比起来，吴敬琏的在政府组织工作的经历都是其他同龄学者所不具备的。吴敬琏的口头禅是某某年的中央文件说了什么，他的擅长也是解读中央文件的用词。他的可贵之处是给体制内灌输一种市场观，但是也有不过瘾的地方。一些媒体人比较支持吴敬琏的观点，从历史角度看吴敬琏也不是每个时间的看法都是对的。

周其仁在学校工作之前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周其仁人民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从事改革与发展问题的经济研究。1989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1991年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后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96年1月起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周其仁曾经在某个层面参与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制定过程，对于经济规律和政策制定有过人之处。这段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对周其仁的学术生涯非常重要，甚至重要过了学术研修阶段，比如周其仁强调用事实说话，注重调查的特点，很难说是因为在美国求学期间或者是在北大教书之后获得的。

宋国青，北大毕业后在社科院和国家体改委工作，然后出国留学。宋国青被誉为“宏观经济预测第一人”，曾多次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做出准确预测。除了理论、思想和模型上的专业外，宋国青对中国经济体制的理解也是他不同于一般大学和研究机构首席们。枯燥甚至失真的数据在宋国青的手里都变成了宝贝，并能用于精准的预测。有人说如果把宋国青的思想给编成程序用来炒股票，那一定是中国最牛的智能选股。

张维迎也在体改委工作过，这种工作让其对体制内有着更深的认识，他本人虽然思想独特，但是并非一根筋，在光华的管理工作以及与业界的关系，也是在小心谨慎的维护着。张维迎的思想外人看来比较有冲击力，这也是在体制内工作后所带来的体验。都在体制内工作，体验不同因人而异。

游离于学校体系之外的还有一个学者就是许小年。许小年以批判主流经济学为主，特立独行，常常鄙夷一切。他曾在80年代早期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有点类似现在的任泽平。这段经历对许小年后期思想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使得他对体制的认识也有一种迷人的自信，比如他批判起李稻葵来的那种底气。

这几个人名气都不小，功力也非凡，都有海外经济学留学的背景，从履历来看是非常的完美。

做个不大准确的概括，这些经济学家是强调人种差别的，文人相轻在他们骨子里已经挥之不去了，尽管残酷，也与圣母般的日常认知不同，但是现实就是如此，当然也符合经济学的逻辑。

无论是周其仁、宋国青还是张维迎和许小年，他们对于体制的认识要高于其他纯学院派的学者，起码这些经济学家自己是这么认为的，而且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一致的。

这里面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如周其仁和宋国青，属于大斧头砍树而不声张之人，周其仁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很多时候是非常强势的，比如批郎咸平，但是其讲话艺术高，不会让人反感，对于体制性的东西说话比较稳，不说过头话。宋国青功力被江湖称为扫地僧水平，观点犀利，可能就顾不上批评那些看不上眼的人了。

张维迎和许小年则属于另外一种风格，属于高声批判不同意见的人和事情，尤其对政府干预市场非常不满，许小年公开批评李稻葵斯文扫地，这种行为在其他学者那里都是禁忌。李稻葵也是相当儒雅，只是发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也没有公开批评过许小年。

周其仁是明白体制的优势劣势，张维迎同样也明白，但是对规律的认识毕竟很难统一，否则也不会有产业政策之争了，据说在北大国发院的院子里，差不多每个教授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不仅仅是张维迎和林毅夫了。当然唐方方批薛兆丰也确实有点不太像国发院的风格。

“半仕”经济学家同纯学校出身研究经济理论的学者不一样，比如田国强、钱颖一、刘伟、张军、洪永淼等不一样，有在政府工作背景的人对学术文章的发表不是很重视，当然林毅夫除外（由于林毅夫特殊的背景，我们在这里并没有把林毅夫当成“半仕经济学家”的典型代表）。周其仁和张维迎，近年来除了公开讲话，实际上对理论文章发表很少，几乎没有。2017年中国高被引学者（Chinese Most Cited Researchers）榜单中，周其仁、张维迎、宋国青并没有在其中，也就是说在学术维度，近些年这些人的影响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当然有政府工作背景的经济学家和理论性、学术性经济学家的信仰是不一样的。这些人追求的是经济学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是意见领袖。如果以有没有在政府工作过的背景看，有过背景的人的社会影响力确实大，比如周其仁和张维迎，都是一些重要话题的影响者，这些是其他学术型学者所不能达到的。钱颖一如果没有清华背书，其社会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

从中国历史大角度来看，实际上这些“半仕经济学家”一直是社会主流范式，从孔子到王阳明，都是有过从官经历再搞学术研究的人，这些人对历史的影响是大于纯理论学者的。

另外一个对比群体是官员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是早期从事研究，后期从政的。比如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易纲、江小娟等等，这些官员经济学家谨言慎行，对改革推进作用非常之大。半仕经济学家同官员经济学家相比，畅所欲言优势明显，往往能说官员经济学家不能说的，也能办官员经济学家不能办的事情。而实际上半仕经济学家和官员经济学家关系密切，比如经济50人论坛论坛官、半仕、民间学者济济一堂，大家的价值观差异并不大，又比如易纲本身仍然是北大的教授。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经济学家群体和企业家的关系。官员经济学家不说，毕竟他们首先是官员。半仕经济学家和其他学院派经济学家相比，其影响力大过学院派。当然他们也愿意和企业走的很近，毕竟企业是经济运营中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形式。我们也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经济学们比以前更加使劲的往企业层面靠，比如钱颖一的企业家见面会，比如周其仁的水大鱼大观察等等。

张五常是纯理论经济学家，他的观点是理论要能解释现实，“半仕经济学家”本质上都属于经济解释派。他们的从仕经历正好是中国改革政策边际效用最大的时代，之后考取西方高校读博，在理论上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是从仕的经历深深的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半仕经济学家”是中国经济学家圈的宝贵财富，他们已经从所谓的无意义论文中脱离出来了，他们感兴趣的是对现实的思考以及对未来改革的建议，他们有古代大侠之风，对于信仰也能做到言行一致。他们也灵活，也会不停的变换自己的认知，因为他们更加务实，但是这种变换是基于他们的理论大基调而来的，这种理论大基调看起来则是变化不大。

当然，他们也会被这种特质约束起来，比如对人种和不同思想的极端排斥，认为只有自己的才是真理，但是又缺令人信服的证明，这或许也是他们经历过的阶级斗争思维的不经意间的延续。这种思维也使他们对现实的解释力上的边际效果越来越弱，当然这是整个经济学家圈面临的问题。例如，尽管和企业走的很近，马云也在批判经济学家，告诉大家不要听经济学家的话。

无论是官员经济学家、纯学院派经济学家还是“半仕经济学家”实际上也都在不断学习，因为工业时代的经济理论已经很难对现状进行有效的解释，即使是体系成熟的理论也面临着现实的挑战，唯有不断观察才能了解真实的经济。“半仕经济学家”的时代背景，对于再学习来说有着先天的优势，所以主流中“半仕经济学家”所占比例之高也不足为奇。

主流经济学家圈中的“半仕经济学家”有其历史背景和时代性，这个群体是否能够持续出现也很难预计，比如现在的任泽平也有在国研中心工作过的经历，从体制内出来进机构的有不少，比如央行研究局的一些官员，但是能否扛起一代经济学家的大旗，也需要市场进一步检验。

我们希望“半仕经济学家”重视现实的优良作风不能丢，希望经济学家圈能将此发扬光大。

本文写作未免有漏洞，有问题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