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战略前沿技术

技术进步加速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

远望智库技术资本实验室 杨川

中美贸易战的背后不是一个简单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是人类进入技术进步加速时代，全球范围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这个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也是事关一个国家从此走向繁荣或者走向衰退的国运之争——全球范围的就业岗位之争与大国间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
全球范围的就业岗位的之争体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低劳动力成本地区，尤其是开放的中国以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了全球制造业的多数岗位，一方面实现了全球产业链的层级结构和细密分工。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就业岗位不足也凸显出来。因为并没有出现中低端制造离开美欧等国，这些国家的就业岗位就会被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替代的景象，随之而来的却是欧美经济的长期衰退。这个衰退与失业率上升有直接的关系。
随着工业4.0和智能化、无人化的技术进步，全球范围内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像瑞典、芬兰和德国等小国也可以通过机器人和智能制造输出与人口大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同的性价比，或者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就像美国的农产品反而比中国的价格低一样。如果劳动岗位被智能机器代替，将会在人口大国出现大量的青壮年失业人口，他们有可能会成为产生社会问题的“人口黑利”。
中国的经济转型即面临着大国间科技竞争的压力，还要应对供应链转移所带来的失业率上升的压力。新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要通过技术进步在供给端创造新的需求和市场，并产生新的就业岗位。同时以出口竞争力为目标，在全球产供应链中培育细分领域的技术优势，形成围绕这些优势的创新能力培养模式与高级技能人才的国家培训体系。

技术进步背后暗藏的危机

一、人类历史的两大陷阱

近百年来。人类摆脱了漫长的农业社会时代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进入到工业革命开启的技术进步时代，这个时代呈现出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质丰饶的景象，然而这个繁华景象背后却隐含着人类将要面对的两大危机——高失业率和高基尼系数。我们把高失业率称之为“技术进步失业率”，即因技术进步会减少对大量劳动人口的需求。对应“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我们也可称之为“技术进步人口陷阱”，也就是未来的人口即不会是过去因土地资源有限而难以承载的负担，也不会再是劳动力的来源。劳动力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代替将是长期趋势，由此产生的失业率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双引擎驱动力之一的消费动力减弱，随着失业率上升，人口出生率也会受到影响，经济增长会进入长期低速增长的阶段，换句话说，“劳动力红利”时代结束了，靠人口出生率来维系数量型GDP增长率的时代结束了。

名词解释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在工业革命之前数千年历史中，尤其农业文明的中国历史，其治乱轮回似乎都与马尔萨斯陷阱密切相关。治世就是土地和自然条件能够承载当时的人口，这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就会促进人口的增长。当人口增长到土地无法承载时，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就会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这也就是东汉黄巾起义、唐末黄巢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的根本原因。乱世过后，人口锐减，土地过剩，就又开始人口增长的周期。这是典型的中国马尔萨斯人口周期现象。
自工业革命以后，虽然不再有马尔萨斯陷阱，但是工业资源成为了争夺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争夺橡胶、石油和铁矿石等重要工业资源。上世的纪石油危机也是围绕石油资源所发生的经济动荡。
技术进步失业率
技术进步把人类从物质短缺时代，带入到供给过剩时代。供给过剩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全球性的就业不足。这点从中国加入WTO后的全球经济可以看得很清楚。当中国以低廉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获得了全球制造业的大部分就业岗位时，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开始上升。
很多人对“技术进步失业率”不以为然，认为技术进步会产生新的就业岗位。比如美国的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制造业转为服务业。农业和工业人口转型服务业人口。这些就业岗位变化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人力资本提升的转型过程，很多人口是难以实现这种转型的。这也是美国今天为什么还会有4000万贫困人口的原因。
从经济角度，人类经历了马尔萨斯陷阱的短缺时代、工业资源争夺的战争与石油危机时代，以及现今供给过剩的就业岗位争夺时代。
中美贸易战背后，本质上是就业岗位之争。特朗普通过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平衡谈判和贸易战，以及国内减税政策，要的是产业回归和因此带来的本国就业率的提升。如果全球的就业岗位充裕，也就不存在范围如此之广的贸易冲突了。

二、技术进步为什么会带来基尼系数的提升？

未来全球经济转型，尤其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内生型经济”的发展模式，拥有技术和资本的人群其财富的增加速度会大大高于普通劳动人口。这会导致经济发展双引擎——消费+投资的严重畸形，即因为财富迅速向少数人口集中，但大部分人口的消费动力会相对减弱，因为消费动力的减弱，又会影响投资动力，尽管资本富裕，但供给端的过剩会导致投资流入到资产端，尤其是能够有较高回报的健康、医疗和高价值的技术资产端。这些资产对经济增速的贡献微弱，因此就会出现全球性经济增长的长期低速的周期。

如图所示，经济增长动能与基尼系数呈现出反比关系。经济增长动能消费与投资并行，消费带动投资的增长动能。与那种消费无力，靠投资拉动增长的方式不同，这是可持续增长的模式。没有消费动力，再多的投资都会因投资收益率下降而带最终导致投资动力下降。今天的中国已经是靠债务驱动增长的畸形模式，不增长仅难以为继，还潜伏者巨大的金融危机。

三、为什么经济增长动能会与基尼系数呈现出反比的关系？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解释这种现象：按照经济增长动能的三驾马车：内需、投资和出口，内需和出口可以归类为消费需求。假定一个国家的财富集中于一人，基尼系数为1，这个人的消费，尤其是手机、汽车、住房以及餐饮等大宗商品的消费是十分有限的，因为他拥有私人飞机，是不会消费包括高铁等公共交通工具的。而他的资本很富裕。因此，在这样的基尼系数下，会出现消费动力很弱，但投资能力很强的畸形增长动力结构。由于本国的消费动力弱，富裕的资本就会流向两个方向，一是本国的资源瓶颈领域如本国匮乏的矿产资源和土地等，由此成为本国垄断资源的收租者；二是流向本国以外的投资回报较高的地区。前者在中国历史上都出现过，比如皇家对盐铁资源的垄断和实施土地兼并等。两者过去几十年在美国都出现过，因为国内劳动力成本高（包括工人福利工会权利等）导致在本国的投资回报下降，富裕的资本就会流向增值较快的国内资产市场和海外低劳动力成本地区。

反过来，如果在自由市场的环境下，基尼系数很低，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财富平均在每个国民手里，人口的多数是中产阶级，即的纺锤形人口结构，极少数人是富豪和贫困者。这样的中产阶级人口，既是强大的消费能力，更是消费升级的动力，同时，他们的储蓄资本也是投资动力。因此，低基尼系数社会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是平衡和健康的。德国、日本和北欧就是中产阶级为多数人口的纺锤形财富分配结构，也是典型的低基尼系数国家。

四、以技术进步为主要驱动力的内生型经济如何克服高基尼系数？

（1）改变财富分配的人口结构

高基尼系数与经济增长动能关系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中国经济在转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解决即将到来的高失业率和因此而产生的高基尼系数。因此要借鉴日本和北欧的经验，通过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发展和壮大中产阶级人口，逐步实现纺锤形人口结构的社会。只有这样的人口结构，低速高质的内生型经济增长模式才能实现。

中国过去二十年里，中产阶级人口的稳步上升，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尤其是中产阶级消费升级在需求端牵引了商品的质量和相关产业技术的升级。继白色家电之后消费升级的房屋和汽车市场带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尽管技术进步加速时代不会再出现饥馑，并可以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确保社会底层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但为多数人口创造就业岗位和提升收入水平将是经济转型成功与否的巨大难题。

（2）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

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培养了大量没有创新能力和勇于实践的人。很多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放弃专业的转行者，大学学历，甚至博士学历，仅仅就是一个身份。这说明其人生最宝贵的受教育阶段，都被这种教育方式耽误了。

再看看德国的经验。德国培育的蓝领阶层是德国智造的中坚力量。德国前总统赫尔佐格曾说，“为保持经济竞争力，德国需要的不是更多博士，而是更多技师。”这里所说的技师，指的是支撑“德国制造”的“工业技师”。

德国在制造业的卓越成就归功于德国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大量投入和全社会对技工的尊重。德国企业家认为，一流的产品需要一流的技工来制造，再先进的科研成果，没有技工的工艺化操作，也很难变成有竞争力的产品。德国技工工资高于全国平均工资，技校毕业生的工资几乎普遍比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高，不少行业的技工工资远远高于普通公务员，甚至高过大学教授。

由于德国技工的工资高，制造业技工需求量大，每年有65%的初中毕业生放弃读高中继而读大学的道路，直接进入职业学校。德国的职业教育由政府全额拨款，一个学生一年可获政府4100欧元的教育经费。

中国要想成为智造大国，就要制定围绕“技术进步加速时代”短缺的人力资本培养战略。

把教育资源向智造的第一线岗位倾斜。要大胆实施分科教育，即，在高中阶段就开始分高级技工和理论研究与基础研发的不同人才培养路径。摒弃掉唯高考一条路的“万般为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科举教育模式。

围绕“技术进步加速时代”的蓝领教育，不仅要给予资源倾斜，还要给予激励的双通路机制，即，一方面可以在技工领域升级（如同军队的军衔制），另一方面国家鼓励并资助这些有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的蓝领技工去大学或研究机构深造进修，并且企业也鼓励和资助这些人带着研发需求去进修。这些进修的蓝领技工，可以不以论文为标准，而是其应用的科研成果为标准，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

国家要在上述的教育改革领域，鼓励民办教育机构，并通过第三方专业评估，容许这些教育机构颁发国家承认的相关证书。对这些教育领域的投资，可以成为科技金融的一个重要领域，即鼓励投资机构投资输出智造人力资本的培育机构。在“技术进步加速时代”，与时俱进的“能力培育”的方式，会像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方式替代现金和信用卡支付方式一样，替代掉大部分“学历培育”的教育模式。这是对传统教育体制和大学这个古老社会机构的重大挑战。

经济转型的挑战

一、“劳动力红利”的终结

中美贸易战从关税和贸易不平衡争议开始，会演变成全球就业岗位争夺战和大国间的科技战。

特朗普要把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其目的不是要相关产业完全回归美国，而是要让相关产业链和就业岗位离开中国。这是对中国经济的“釜底抽薪”之举。然而，无论有没有中美贸易战，这种低端制造向低劳动力成本地区的转移也是必然的。即便这些产业转移到了越南等地，仍然面临着在不长的时间内被智能制造替代的风险。因此，对“劳动力红利”依赖的经济，是不可持续和不稳定的增长模式。

中国的经济转型，要在中高端制造业，尤其不以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行业上下功夫。也就是要把“劳动力红利”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红利”优势，即，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产业工人，形成新产业的生态和蓝领人力资本就业岗位。

当今中国在面临劳动力红利消失，贸易战带来关税提升、美国和西方高科技封锁压力，以及国内制造业升级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的被迫经济转型，可以说是步履维艰。尤其是在以GDP数量增长为政绩考核标准，以及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等传统产业的利益惯性下，大量财政收入引导更多债务资本进入到了这些领域，不仅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风险高垒，也令转型之路更加艰难。

二、转型的经济理论与战略

按道理，中国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总量和价值在全世界位居第一，包括土地、矿产资源，铁路交通、能源、通讯、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引导基金等庞大的金融资产。拥有这些资源是可以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应对挑战和实现转型的。但是，由于目前经济学界缺少对技术进步时代全球经济形态的变迁的理论研究，也少有向中国这样复杂国情下如何实现经济转型的研究，学界的视野也就限制了政府智库和决策部门专家们的战略眼光和对未来趋势的判断能力。国内尤其是缺少对中美贸易战后形成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以及这种格局给中国带来的危机和挑战的深入研究。因此，政府手中的资源不仅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战略作用。反而大量优质资源和金融资产都深陷于地方政府盲目建设的债务泥潭。

中国既要在人口大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加大的劣势中，面对已经到来的智能时代失业率与基尼系数双增趋势的挑战，还要在贸易战的压力下实施向内生增长模式转型的战略，这个战略涉及到发展中产阶级人口，培养内生型经济的人力资本，形成新的消费动力和投资动力的均衡动力结构，以及可持续的“纺锤形”人口-财富结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名词解释

内生增长模型（也称“罗默模型”），是以2018年经济学诺奖获得者罗默名字命名的模型。就是在经济增长的曲线上，除了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外，加上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该模型假定完全竞争并采用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和技术外部性来解释经济增长，因此“罗默模型”成为新增长经济学的经典，使得各国政府对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等领域予以更高的重视。“罗默模型”为今天中国经济转型需要实现的新经济模式提供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参考依据。

“罗默模型”中的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是内生型经济的关键要素。尽管中国近几十年来在技术创新方面突飞猛进，但也不得不在面对未来中美科技脱钩的趋势及其产生的一系列不良影响。中美科技脱钩对未来的世界格局和对中国科技进步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和预判：

（一）评估在科技创新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度，包括创新依赖度和生存依赖度的分析。尤其是中美之间，中欧、中日、中以之间的融合度。评估科技国际融合度对中国科技竞争力的影响。

（二）如何在创新的底层，也就是更基础和前沿领域突破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这类封锁目前大都是成熟技术），实现与非美国家如日本、以色列和欧洲的底层科技融合。

（三）美国正在踢开WTO另起炉灶，与中国的对抗和对中国的科技筑墙行为也势必会加强其与盟国之间的技术贸易、技术合作与相关高科技产业的分工协作，由此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形成更加明晰的“全球发达国家科技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会在高科技，尤其是国家间科技竞争领域对中国实施封锁，会影响中国的技术进步与世界的同步。

三、美西方科技共同体对世界的影响

科技共同体会在技术进步加速时代产生以下影响：
（1）美国、日本和以色列，以及欧盟通过它们的自由贸易体系、研发资源共享、外包、联合创新体系，以及技术互相交叉许可机制和高端产业分工配套体系，构建出全球范围的科技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其实早已存在，未来会加强），科技共同体会加速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
（2）科技共同体会拉开科技竞争国之间彼此的差距。
（3）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这些具有独立性的大国也将面临进入自主创新或部分融入共同体的选择（印度有可能融入美日欧体系）。
（4）技术进步将与不在科技共同体中的小国无缘（越南、墨西哥等国可以分享创新价值链的边缘利益，伊朗和朝鲜将被孤立和远离技术进步的发展趋势）。
（5）技术进步加速时代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也会根据国家的科技竞争实力重新划分。贸易冲突会让不掌握细分领域关键技术的国家，受制于掌握该领域“关隘技术”的国家。（日韩贸易冲突已露端弥）

日韩贸易冲突

去年两国发生贸易冲突，日本经产省宣布，对日本向韩国出口的三类产品（氟化聚酰亚胺、光刻胶、高纯度氟化氢）实施出口许可管理。这三类产品是生产半导体的必须材料，而半导体是韩国第一大产业。此举给韩国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日韩贸易冲突也是对中国的警示，即，一个国家既无法全部脱离世界贸易体系，也无法在所有细分领域做到自主可控，国际分工秩序下的产业供应链既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的动力链，也是对这个体系的依赖链。因此，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供应链中，国与国之间只能通过规则来解决贸易争端，而不能把民族主义、宗教、政治、领土或其他冲突引入到贸易争端中。对于小国来讲，积极融入科技共同体是搭便车和分享技术进步红利的聪明之举，因意识形态和宗教等等问题让自己孤立于这个共同体，会让自己的国家在技术进步加速时代成为失去未来发展动力的科技沙漠。这方面越南和朝鲜、伊朗就是鲜明的对比。

技术进步加速时代，战争形态会完全改变，那种靠人海战术、个人勇武精神，以及凭险据守等传统战争方式，都会被彻底淘汰。因为军事实力也是科技实力的竞争。没有创新能力的小国，基本上就是“落后挨打”的角色（这个落后指的是科技的落后）。

经济转型的路径

一、经济转型的趋势与特征

中国与日韩两国的对比：

如表 1所示首先确立了经济转型的对标年份，即中国 2010年的经济发展程度、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大致接近于日本 1968年前后的水平、韩国 1991年前后的水平、中国台湾1987年前后的水平。我们把对标的这一年作为观察的元年，观察这些经济体在元年之前二十年和之后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情况。

结论：

1.数量型GDP高增速不可持续，拐点迟早要出现。

2.数量型GDP增速一旦下滑，如果没有转型增长模式，就会出现长期的经济衰退。

3.经济的成功转型可以不再受制于GDP增速的魔咒。

结论：

1.成功的转型可以实现低增速下企业较高的盈利水平，且工资收入与之同步。

2.日本的转型比韩国和台湾要成功。

3.中国GDP增速自2007年的14.23%出现拐点后，就一直在下降通道中，在增速下降的趋势中，唯有向质量经济转型之路，没有他途。

结论：

1.增长拐点出现后，固定资产投资的下降也成为趋势。

2.这个趋势表明，全国的各大工业园区依靠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保增长的模式已经失效。

3.资本投资如何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美国企业的资本支出趋势说明：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固定资本投资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无形资本越来越重要，而这是在价值链上占有更高地位的关键环节。无形资本就是技术资本

通过全球前1000明企业的研发支出比较，可以看出：

1.中国虽然是储蓄大国（资本富裕国），但是相比美国，中国的技术资本投资是极为微弱的。

2.中国排名世界第二的GDP更多的是靠传统金融、房地产、互联网模式和快速消费品等行业支撑起来的。

3.中美贸易战暴露了中国科技创新力的短板，弥补这个短板也是转型的趋势。

二、中国的转型优势

中国经济转型的路径应该扬长避短，在借鉴科技共同体各国的经验同时，大胆改革、勇于探索，走出一条自己的创新之路。在这个转型中，比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模式创新、机制创新与制度创新。这个创新是基于中国优势的创新。

研究中国优势，对经济转型和应对未来中美贸易战以及科技脱钩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探索一条创新驱动战略的2.0升级版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优势
（1）中国拥有处于消费升级阶段全球最大的市场。这是技术进步加速时代最有价值的市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忽视。美国对中国的科技脱钩，目的是不让中国掌握关键技术，而不是贸易脱钩，因为中国也是很多美国高科技企业的最大的消费市场，比如特斯拉。
（2）一个体量足够大的市场，就是培育和加速技术创新的最肥沃的土壤。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隧道和桥梁技术，就是在这个大市场中快速提升的。
（3）中国消费升级的巨大市场不仅可以引导需求，创造需求，更可以“挟市场，以令诸国”，使之成为中国产业链不能与全球供应链脱钩的重要筹码。
（4）中国的自主创新在本国的大市场环境中的快速提升，也将分化美西方科技共同体对中国的封锁，会形成多渠道，多方式的科技双边交流与合作。比如中日创新合作，中德创新合作，以及中以创新合作等。
（5）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金融资产——政府引导基金。近万亿的政府引导基金会形成强大的资本动力。这个资本动力如果能转型为国家技术资本，将成为中国转型升级的关键推动力。
（6）科技金融将是中国实现转型的换道超车之路。中国完全有条件探索、发展和壮大符合技术进步加速时代的新金融模式。在金融创新的探索中，逐步形成富有成效的实践方法和操作规则。成为未来国际科技金融的发源地和标准制定国。

三、科技金融

金融的本质是价值流通。金融产品的种类有很多，其中主要包括货币、证券、保险、信托、融资租赁等常规业务。科技金融就是围绕科技创新的新金融模式。即，通过对具有商业价值的科技资源的资产化和证券化，为投资人提供像金融资产一样的投资产品。让创新资源具有金融属性，实现更广范围的流动。从而产生内生经济的资本动力。

中美金融实力的差异：
美国拥有强大的美元信用和结算体系以及强大的技术资本市场（华尔街+硅谷）。这些足以吸引各国的资本和创新资源源源不断流入美国。硅谷就是在全球的技术资本孕育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创新驱动引擎。
相比之下，中国的人民的信用不稳定（长期贬值趋势）和非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导致了人民币无法成为世界货币。中国的金融还停留在可以看得见的实物资产上，比如房地产金融、供应链金融等。
中国金融的特征：
（1）房地产金融的繁荣。
（2）证券市场的投机性浓重，投资早期科创企业的机构少之又少。
（3）拥有牌照的金融机构如银行会有较高收益和资产回报率，即便在经济不景气周期，中国的银行平均收益仍然比工业企业高。
（4）P2P行业乱象横生，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
（5）最大储蓄国拥有的富裕资本很少有进入创新领域，大多数进入楼市，成为过剩产能的产业资本，并在股市和P2P市场中蒙受损失。

中国科技金融的现状

（1）初级阶段——中国的科技金融还停在简单的概念组合阶段，即“科技”+“金融”阶段。一些地方的知识产权质押、担保等融资手段，因为知识产权的信息不对称和巨大的局限性，因为对缺少对抵押物的评估体系与专业中介，一旦普及会引发巨大的金融风险。

（2）知识产权证券化——国内正在改革试点的知识产权证券化步履蹒跚。资产证券化的前提是可证券化的资产要具备金融属性。但是专利、注册权和商标这类注册知识产权并不具备金融属性，技术秘密等非注册知识产权更不具备金融属性，因此，必须先构建成具有金融属性的资产，才能证券化。

（3）科技金融的基础并未形成——基于技术资产的股份化与证券化的工程，这个基础尚未形成。

（4）政府科技财政投入——中国每年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数千亿，加上科技政策的补贴数额更大。因为没有市场价值的导向与考核机制，财政拨款模式会产生低效浪费和寻租腐败。这部分投入如果转型成为国家技术资本，就会产生巨大的创新驱动动力。

（5）政府引导基金——引导基金已经失去了引导作用，一部分成为跟投的母基金，一部分成为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工具。

（6）科创板的定位——科创板目前的定位并不清晰，既像带着科创帽子的新三板，又像实施了注册制的创业板。这样定位最致命的风险是，一旦创业板开始注册制，科创板就会受到巨大冲击。一旦新三板降低门槛，提高流动性，也会对科创板产生威胁。也正是因为如此，科创板的出现并没有加速资本市场的改革，反而成为制约创业板实施注册制改革的最大障碍。

四、探索中国模式的科技金融之路

科技金融的目标是助力创新驱动战略落地实施与国家创新能力的升级与跃迁。围绕这个目标，必须实现科创与金融的融合，技术与资本的融合，才有可能为创新驱动和经济转型提供动力引擎。可以说，科技金融就是大国经济转型和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的动力引擎。这个引擎设计的好与坏，事关转型的成与败。

科技金融的概念框架

（1）基于技术资产的股份化与证券化的技术资本模式

技术资产包括：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合伙权益、信托产品、早期股票市场的股份（如新三板）、科技债券等。

（2）技术资本投资的定义

在国家科技投入基础研究产生科技成果之后，在科技成果的应用研发与产品化阶段，存在一个投资真空地带，我们称之为“创新驱动资本动力缺失区”。

我们把应用科技的基础研发阶段称之为“孕期”，应用研发与产品化阶段段称之为“哺乳期”，这两个阶段的投资都是技术资本投资。产品化指的是研发成果完成了可规模生产的工业化的阶段。“哺乳期”之后就是增长期，进入到增长阶段的科创企业，投资机构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业务和财务表现。因此会出现资本追投，导致价格连续上升的现象。“哺乳期”的技术资产很难通过财务指标判断出资产的价值。需要专业的技术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价与估值。

创新资本动力缺失区是一个国家创新动力的瓶颈，这个瓶颈的产生，源于两个因素：

• 国家应用科技研发投入的非市场导向——财政投入方式需要转型。

• 科技成果的商业价值难评估——投资机构不敢投资早期项目，需要技术资产评估中介。

因此，这个瓶颈的消除迫切需要：

• 国家科技投入转型国家技术资本投资

• 科技投资催生技术资本投资银行业务

（3）技术资本类型

国家技术资本

美国的NASA、DARPA、In-Q-Tel、SBIR和STTR的大量投资都属于国家技术资本，SBIR和STTR曾在“哺乳期”阶段为私营科创企业提供孵化投资。其中，SBIC已成功培育出了苹果、惠普、英特尔、联邦快递等一大批著名的跨国企业

美国的ATP（Advanced Technology Program），先进技术计划，鼓励产业界参与对国民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的技术（所谓“关键技术”）的开发计划，并由政府分担资助开发费用

相比美国，中国很多地方政府每年都会给那些已经盈利或效益好的企业大量的科技补贴。这些补贴也被很多企业巧立名目不正当获取。

中国的国企，尤其军工院所可以获得政府的大量研发费用，这些企业就是中国国家技术资本的受益者，也是中国硬科技的创新主体。

企业技术资本

企业的对研发的投入（包括对企业外部的研发团队如大学、研究所的研发投入）。世界领先的制药、通讯，新材料等高科技公司，都是靠企业在“孕期”和“哺乳期”持续的技术资本投资，才确保它们成为“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或者领导行业的科技帝国

市场技术资本

投资早期科创企业的风险投资。硅谷就是全球最大的技术资本市场。今天的许多超级科技帝国如微软和谷歌，都靠市场技术资本培育成长起来的。欧洲虽然也具备创新的传统，但欧洲缺少那种能够把从私家车库起家的科创企业，孵化成全球科技巨头的市场技术资本投资。

市场技术资本的投资未来的逻辑
一家硅谷风险投资家说过：我们投资一家新公司时，意味着他们有机会在未来几十年里保持领先。他们有机会完全定义一个范畴，统治这个范畴，并向世界展示在他们存在之前所不知道的东西。对这些公司来说许多理论并不重要，理论是传统的智慧，传统智慧造就了传统的公司。

科技金融实力决定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大国间竞争，本质上是科技竞争。科技竞争的背后是创新能力竞争。

构成国家创新能力的三要素：创新环境、创新人才和资本动力。

科技金融就是把金融资本转化成创新动资本动力的引擎。

五、转型路径探讨

（1）国家科技投入向国家技术资本投资的转型——市场价值导向

国家在应用科技的研发投入，除了少数军工领域以外，大部分都可以转型为资本投资。这个转型就也是财政投入的投入产出绩效评估模式的转型。

首先，国家财政投入的应用研发领域，都是与国家间科技竞争战略相关的重要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项目，这些投入应该形成如同国家基础建设投资形成的资产一样，也应该成为国家的战略性资产——国家战略技术资产。

（2）政府引导基金转型为国家技术资本——引导作用发挥

中央和地方政府庞大的引导基金，应该成为经济转型的创新资本动力。如果能够将其中的一部分转型成为国家技术资本，在其引导下，更多的市场资本参与，就可以加快中国的国家创新能力，形成铁公基之后雄厚的国家战略性技术资产。

国家技术资本的角色是不能追逐短期市场回报。因为这完全是“短视”的市场资本的角色。国家技术资本应该是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领投人，是引领千亿级别政府引导基金和万亿级别市场资本，包括险资和储蓄资本进入创新驱动领域的领投人。

领投人和母基金这类跟投人完全不是一个角色。如果政府引导基金或者母基金（Fund of Fund，FOF），投资是为了财务回报，就失去了引导的作用。那还不如把这笔钱直接委托给业绩优良的市场化专业基金管理公司来管理。

对国家技术资本的绩效考核，应该以投资是否转化成国家间技术竞争能力为标准。即在前沿科技和重大、关键领域的早期阶段，通过国家技术资本的投入，形成可以吸引市场资本早期进入和中期接力的国家战略技术资产。一旦市场资本进入，就会产生对技术资产的价值确认。这个价值应该是对国家技术资本的主要业绩考核。

国家资本在面临大国间对抗与竞争的挑战中要成为国家战略资产的领投人。

（3）科创板转型成为全球首家技术资本市场

日韩贸易战展示了在全球供应链中，真正不显山不露水的科技霸主是掌握了高科技产业上游细分领域和超细分领域的绝对技术控制权，这些霸主除了美国，还包括日本、德国和北欧等国。因此，科创板也应该在着力培养中国在关键技术的细分和超细分领域的冠军。这个定位就决定了科创板的三个特征：

• 重细分，轻系统。以培育拥有“关隘技术”的科创企业为重点，那些系统集成的企业凭其财务业绩可以去其他市场IPO。

• 重早期，轻后期。硅谷之所以成为全球的创新驱动引擎，就是吸引了大量投资早期科创企业的VC，纳斯达克市场也为这些科创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技术资本。除了国家技术资本和跨国公司的早期投入外，市场技术资本为美国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本动力。科创板要定位科创企业的早期阶段IPO与并购，把中后期交给创业板和主板市场。

• 国际化，打造国际化技术资本交易市场。因为投资早期，可以吸引全球的优质创新资源和投资资本，来华培育和孵化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细分领域的优质技术资产，为中国科技竞争力的提升和自主创新提供强大的创新资源整合与市场交易服务。

科创板与其他市场的边界

科创板的企业价值取向应该是在当下的财务价值和未来的技术价值间，更偏重于技术的未来价值。把那些虽然也属于新兴产业，但技术并不突出且财务业绩尚好的企业，交给新三板或中小板市场。这应该是科创板与其他市场之间的清晰的边界。

技术型企业的定义
业务来源和增长主要依赖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的科技企业。这样的企业的技术资产拥有以下特征：
• 领先唯一性很强，也就是在该领域不仅领先，且有相的唯一性，具体体现在市场份额高，价格比竞争对手高。与第二名的差距有两年以上的代差
• 不依赖庞大的销售体系和广告投放等营销策略。
• 客户粘性强，甚至高度依赖。

科创板的企业如果拥有上述技术资产特性，无需开始盈利，只要进入到产品化阶段，就可以被创业板、中小板或主板市场的上市公司并购。这会形成科创板与其他市场之间的创新接力机制，大大加速中国技术资本市场的活跃度。

从多层次市场之间的结构差异性和功能互补机制设计的角度，科创板应该实现以下功能：

• 为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培育可并购的技术资产。鼓励以股份支付形式的定向增发收购。这些科创企业的上市，不以财务业绩为指标，甚至在产业化的烧钱阶段就可以上市。

• 上述功能会为政府引导基金领投早期科创企业提供短期内（3年内）的退出通道。

• 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如果达到创业板的业绩要求，可以自动转板。这个市场就是定位为早期科创企业的“学龄前幼儿园”，它不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操场。现行的政策，如果出现BAT独角兽，会迅速吸干池中的水，那些早期中小科创企业将没有生存之地。而且不及时转板也会导致科创板与创业板的功能没有差异，更不可能建立起功能互补和创新投资接力的机制。

中国的机遇

一、上海的角色

在传统金融领域，上海不及亚洲的东京和香港这两个国际金融中心。但上海完全可以利用科创板的转型升级之机，开启以新的模式和机制吸引全球创新资源和技术资本的大胆探索与实践，通过建立国际技术资本市场的形式，用30年时间打造成全球的科技金融之都。这也是在技术进步加速时代，历史赋予上海的一次重大机遇。率先构建科技金融体系与国际标准，这也是打破各种形式的国际科技封锁、建立全球科技创新共同体的战略思考。

全球技术资本市场在交易结算上可以应用区块链技术，用区块链技术可以解决全球创新资源聚合平台——互联网科技创新融智平台（Crowd-Sourcing）上的创新价值实现与科技资产的跨国交易。并借助科技金融的实践，实现中国互联网从简单的标准化商品交易平台到复杂的非标准化、高价值技术资产交易平台的升级。

二、硅谷的失落和华尔街的迷茫

（1）硅谷的失落

《硅谷，一场华尔街式的转型》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

硅谷科技产业的巨大成功意味着，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拥有美国最高的生活成本：中等价位住宅的成本为 94 万美元，是美国平均水平的四倍半、但是在旧金山，一个家庭收入低于 12 万美元属于「低收入」。结果，一个长期吸引人们前来的地区，开始将他们赶出去。

「我们看到很多人才在流动，或者说，他们不会来这里，」负责圣克拉拉一家教育科技公司的 Dan Rosensweigs 说。

「很难想象在硅谷再做一家创业公司。我不愿意，」Yelp 的老板杰里米·斯托普尔曼（Jeremy Stoppelman）说道。

由于过去的成功，它不再是曾经那个孕育创新的地方，它不可能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再次主宰技术世界。生活和经营公司的成本将驱使更多的人离开。

最重要的是，硅谷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正使得在其他任何地方创业，变得更加容易。

他们可以通过通讯，视频会议和在线协作与硅谷的文化联系起来。通过改变公司的运作方式，这类技术使得在硅谷建立业务、同时将大部分或几乎所有员工留在其他地方变得可行。

在这个更加分散的世界中，没有任何其他技术中心会像硅谷一样强大，但硅谷领先于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的优势将会缩小。如果新的东西在其他地方起飞，硅谷的优势将会减少。

的确，这是一个趋势。在互联网、云计算、AI和可视化通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硅谷的地缘优势还在吗？也许地域优势对制造业聚集效应还在，但是，对高科技以及高科技的成果孵化、转移和交易来讲，地域和国界已经不是限制。一旦技术资产证券化的通路打开，超越硅谷的创新孵化器模式——eBay式的全球技术资产交易平台不是不可能出现的。

（二）华尔街的迷惘

华尔街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经历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和人们对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后果的反思。如果说，金融是经济的血液，经济的动能，那么华尔街就是美国金融血液的心脏。这颗心脏这几十年来，究竟是让美国经济强大了，还是衰落了？华尔街金融市场的交易繁荣与美国经济的繁荣有多大直接关系？

缺少改革的华尔街，已经蜕变成金融利益集团制定游戏规则的场地（金融建制派的堡垒）。华尔街的种种金融创新，很少涉及科技金融。在科创领域，除了股权投资，迄今为止，并无新的金融工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2015年3月，全球首家知识产权金融交易机构——国际知识产权交易所（Intellectual Property Exchange International，IPXI）的关闭。IPXI的失败，应该是导致华尔街再没有人敢去涉足技术资产证券化的领域的主要原因。

其实，IPXI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技金融。因为它根本就不涉及证券化的技术资产。美国是一个专利NPE（Non-Practicing Entity，非实施实体）运营市场非常发达的国家，专利的交易和诉讼都有很成熟的市场和模式。IPXI这一类的交易机构，只能聚焦专利关联度高的技术，而这类技术的专利拥有者完全可以自己安排专利的交易、许可和相关诉讼，根本无需到交易平台上交易，还平添成本。这类交易所，无法为早期高科技项目融资，而且对技术资产的构建和证券化，以及交易模式也并无相关的金融工程与投行服务。

IPXI的失败，也是对我国专利运营机构试图按照专利交易模式去设计知识产权证券化的路径的一个失败警示。

（三）中国的机遇

技术资本在中国的探索和实践，会为中国在未来的新金融领域——科技金融领域成为规则和标准制定人打下基础。

科技金融的领先，不仅是中国经济转型所必需，也是吸引和聚集全球创新资源的合法途径。技术资产是知识产权的系统化的载体，只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才有科技金融的繁荣。因为创新成果的技术资产交易，可以从原创开始，就在交易平台上发生不同地域的科技成果与不同地域的技术资本融合，从而打破了以高科技公司股权收购为限制的技术封锁。

国家间技术竞争的背后，是创新能力的竞争。创新能力的背后，是争夺创新资源、激发创新活力的创新机制、模式和制度上的竞争。我们如果不在机制和模式上积极探索，不大胆改革创新制度，那么即便举全国之力可以在个别技术上有所突破，也不可能提升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实现向内生型经济的转型更无可能。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技术资本模式探索和实践取得经验和暂时的领先以后，华尔街不会凭借其金融技术与资源优势后发而再度领先。

以技术资本为基础的科技金融模式可以先在长三角试点，启动科创板的改革探索，通过技术资本产生的创新动力，积极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使之成为中国内生型经济的先行示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