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学家圈

摩根士丹利邢自强：疫情后“内循环”经济之我见

来源：财富管理50人论坛

我将聚焦于疫情后全球经济新局势对中国产生的风险和机遇，特别是内循环和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如何打造，谈些浅见。内循环的真谛，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广纳贤才，是用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进一步对外开放，吸引跨国企业“在中国为中国”，保持产业链的完整性。在疫情后全球经济“平庸化”，政策“民粹化”，中美“软脱钩”的多极化世界中，欧洲、亚洲的企业和资本，会力图平衡，不错过中国的市场、供给和经济机遇。

首先，短期经济复苏进入深水区，政策持续性值得关注。中国二季度率先复苏，其逻辑是基于中国的疫情控制比较迅速有效，复工复产领先全球，在疫情冲击中先进先出，给全球的必需品供应链提供了供给的安全感，更给跨国企业提供了在全球疫情不确定性环境下需求的避风港。二季度的经济数据基本上验证了中国的率先复苏，但并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从数据看，二季度GDP几乎回升了10个百分点，从-7%到超过3%，但主要是由于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强劲恢复，二者已经复苏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但是，进入7月份以来，一些经济指标似乎显示，复苏步伐放缓，经济复苏进入深水区。首先，洪涝灾害对居民生活和经济生产活动造成了影响，拖累了建筑开工，二季度强势复苏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投资，受到了一定影响。其次，当前还处于疫情防控时期，受制于社交疏离的新常态和就业的压力，消费复苏的步伐落后于工业和建筑业。

中国经济的复苏目前仍面临两个风险，一是海外疫情反复冲击中国外需，二是国内就业压力依然严峻。根据我们的测算，摩擦性失业和亚就业人数总共接近6000-7000万，占总体劳动力的10%左右。一些服务型行业消费模式的恢复有待时日，大众还没有回到像疫情前那样外出吃饭、旅游和聚会的生活方式。因此，政策的支持还是应该延续，确保实现“六保”，特别是保市场主体和保就业。

政策发力角度，从货币和金融政策，逐步把接力棒交到财政政策手上，确保全国“两会”提出的增加公共投资、减税降费等继续发力。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已经从此前非常态的超低利率环境下逐步正常化，以避免一些资金套利行为发生，在情理之中，但这并不代表货币政策和信用环境应该彻底转向收紧，毕竟财政发力也不是无源之水，考虑到今年下半年政府债券净发行量接近5万亿元人民币，货币政策应当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避免政府发债挤出私人部门的信贷，以保障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保持在目前的水准，毕竟下半年经济复苏还是面对诸多风险因素。

当然，也有一些亮点，具备了打造“内循环经济”的低配版的基础。对中国消费者来讲，疫情以来最重要的变化是境外消费在回流。短期来看，因为海外疫情此起彼伏，跨国旅游按下了暂停键，只能“家里蹲”“短途游”，在国内消费。即使从中长期看，预计出入境旅游、留学教育等活动在未来两到三年也难以恢复元气，因为地缘政治和全球格局的变化、中西方之间的关系、大众的心态、对国际旅行的感知等可能都会发生较大的转变。与此同时，我国也顺势而为，加大了消费方面的开放政策，特别是像海南自贸港的免税政策、免税牌照在北京等地的进一步开放等。换言之，中国消费者在海外每年2万多亿人民币的消费，可能会集中地回流，而且会持续多年，预计约一半都会回流，规模接近万亿人民币。这些消费大致源自于高收入群体，主要聚焦在如旅游、文化、高端汽车、奢侈品、化妆品、运动服饰等重点可选消费品上，对国内高品质消费的需求将得到拉动。

以上是短期内循环的低配版，较易实现，但更重要的是长期。在疫情长期重塑全球和中国经济的情况下，如何在应对新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时，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高配版？此前我也曾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上提到过，这次疫情之后，全球可能有很大的后遗症，即出现“三去”现象——去科技主导、去贸易全球化和去企业巨头化，导致全球经济可能出现政策民粹化、经济平庸化、通胀卷土重来的局面。中国面临的外围环境和风险与过往几次全球经济下行的冲击截然不同。以往推动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三股力量，科技主导、贸易全球化和企业巨头的头部集中，使得全球生产力不断进步，大企业资本回报不断上升，但是西方内部，其劳动者的工资占比越来越低，总体来说，这是通缩效应，但也造就了西方内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民众不满情绪集聚。这次疫情期间，西方社会的这种弊端进一步暴露出来，各种社会事件被点燃。

这次疫情之后，西方经济体从政治思潮到经济政策的取向会变化。我们将看到：第一，经济政策更偏向于民粹化，给居民进行的转移支付会更多，发支票，甚至央行印钱买债，通过MMT实现财政赤字货币化；第二，对于科技企业，除了东西方的科技标准、生产链部分产生脱钩，不利于全球企业的研发支持，西方经济体内部也倾向于对大科技企业采取更加严格的管制，如反垄断、税收等，可能大企业在科技研发放缓；第三，去全球化。疫情之前已经有贸易摩擦，疫情之后有一些逆全球化的进程显然会得到加速，西方经济体可能采取一些引导措施，吸引一些战略性行业，比如说医疗、高科技产业链，回流到发达国家。

疫情之后全球会迎来这么一个“三去时代”，去科技主导、去全球化、去企业巨头化，呈现一个政策民粹化、经济平庸化的趋势。而面对这种情况，发达国家当前采取的这种货币大放水、财政大举债的做法，它的特性都是“易放难收”。今年全球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上升27个百分点，接近250%，主要是各国政府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仅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就上升13个百分点，同时非金融企业负债率也有所上升。全球发达国家都不遗余力地通过加杠杆，以走出通缩和增长的负反馈循环。但到了2021年底，当发达经济体已经回到疫情之前的产出状态，产出缺口已经回正，并不会适时地撤出这些政策，那个时候会出现新的结构性的通胀卷土重来。所以，民粹，脱钩，通胀，是疫情后时代的标志性三大后遗症，影响是比较深远的。

面对这些后遗症冲击，中国如何去打造一个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毕竟，闭门造车、百业追求全面自主化，对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有诸多历史经验教训。中国的优势是有很多结构性改革的空间。比如，对内挖掘潜力，加速城市化2.0建设，一方面投资于新基建和智慧城市，另一方面辅之以户籍制度改革、土地供应改革来打造下一阶段的都市圈、城市群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推动集聚效应，释放进一步消费潜力。对外，和内循环相搭配的是通过大幅开放中国的消费市场、让跨国企业“在中国、为中国”。也就是说，内循环的真谛是“开放”，通过释放国内的经济和消费市场的潜力，结合保护知识产权、改善营商环境、减少准入限制，吸引跨国企业把产业链、工厂、店面继续留在中国，享受在地的消费市场潜力。

这一过程中，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亮点，有助于人民币资产国际化，减少“金融硬脱钩”的风险。改革的头三十年中，我国更重视FDI方面的开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建厂。最近几年，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开放则走上快车道，人民币金融资产开始为海外投资者认可并加大持有。短短几年之内，随着QFII改革、沪港通、债市通互联互通、监管水平的提高，海外的投资者，如央行、主权基金、养老金、保险等，已经持有4.7万亿左右的中国人民币金融资产，相当于在中美之间接近4万至5万亿人民币的贸易额之外，另外开辟了第二纽带。如果按目前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开放的路线图继续落实下去，提供多元化有深度的风险管理对冲工具，继续监管和公司治理改革，这个金额有望在未来几年逐步上升至10万亿人民币甚至更高，这就将和中国持有的海外资产、在美资产的规模差不多，某种意义上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减少了在金融领域，包括在一些货币结算领域，出现硬脱钩风险的可能。

所以，我认为，打造国内大循环的真谛就是“开放”，包括消费市场开放，吸引跨国企业“在中国、为中国”，也包括通过对产权的保护、增强法制，来实现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开放。这也是符合疫情之后，全球多极化发展的方向。最近我和同事们发布了《全球后疫情时代的投资蓝皮书》，尽管“脱钩”对全球经济体都会产生冲击，但对本土市场潜力大、产业链齐全、具备改革潜力的中国经济来讲，也是危中有机。我们的142位研究员通过比较详细的调研，进行大数据分析，剖析了全球哪些经济体和行业可能成为全球所谓的脱钩、多极化、新国际秩序下的赢家，哪些可能成为输家。研究结果显示，如果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将有接近1/5的领军中国企业在国际软脱钩局势之下，可以发展为地区冠军。这个比例在全球而言是最高的，这种企业主要分布在企业软件、互联网、娱乐、旅游、文化和支付等领域。而以往的一些全球化的冠军企业，包括日本和美国的一些领头企业，聚焦在半导体、汽车、飞机、互联网等领域，他们可能在新的国际软脱钩、新的地缘政治趋势下丢失市场份额，成为输家。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与亚洲其他经济体的企业和资本，不会在资本流动和产业链的布局上一边倒站队挑边，他们会在夹缝中求平衡，力图不错过中国的市场潜力、供给能力和经济机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如果进一步开放经济和消费市场，就可以吸引跨国企业继续“在中国，为中国”。这种内循环不是闭门造车、孤芳自赏，更是要广纳贤才，群芳斗艳，这可能是内循环的高配版。

黄群慧：畅通国内大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

来源：《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28日 11版）

【专题研究：构建新发展格局 带动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

编者按

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再次强调“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如何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本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并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既是宏观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微观领域每个市场主体必须面对的发展环境和历史背景，为此，本版今日特刊发两篇文章，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带动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这一主题做出深入解读，以飨读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指出：“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自今年全国两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提到，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立足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的大背景，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提出的，具有重大意义。

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

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经济环节看，还是从西方经济学中要素及产品市场的供给—需求经济分析框架看，经济活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经济活动本质是一个基于价值增值，信息、资金和商品（含服务）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不同主体之间流动循环的过程。如果考虑到经济活动的国家（或经济体）边界，经济循环则存在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之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时代，很少有国家只有国内的内部经济循环，绝大多数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国际经济循环。

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程度能够反映其发展的战略导向。经济发展史表明，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经济赶超。出口导向战略的核心思想，是根据国际比较利益的原则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并以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从中获得贸易利益、规模经济、技术外溢效应，最终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相对于出口导向带动高速经济增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往往无法有效推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增长。但出口导向战略也有一些缺陷，包括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外资依存度过高、经济安全风险大、关键核心技术受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巨大、内需亟待开拓等问题。这就要求经济体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须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增长型经济，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挖掘内需潜力，才能最终迈向高收入国家。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后，积极参与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以要素低成本、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但这种低成本、出口导向的高速增长模式已愈来愈不可持续，核心技术缺失、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低、国内市场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表明，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需要从出口导向转向扩大内需。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逐步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深刻的内涵。一方面，需要改变激励出口的政策导向，把满足国内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另一方面，需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改变出口导向战略形成的我国长期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国际分工地位，提高满足内需的能力。另外，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而是强调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内经济的供给质量，通过挖掘消费潜力，进一步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使得国外产业更加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更加依赖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从而在提高经济自我循环能力的同时，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

全面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

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不仅体现了发展战略转型的内涵，也适应了国内基础条件和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特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不断演化的反映。

从国内来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2019年GDP总量已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已经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大国经济基础。“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际上，从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总量上来观察，我国已具备了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基础条件。从生产供给看，我国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有形成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的人口基础。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所在。总体而言，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市场，具有满足规模经济、集聚经济要求的条件，具备依靠国内经济循环的基础，而且近些年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物流行业、平台模式等的快速发展，又进一步提高了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的能力。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持续深化，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加速拓展，再加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地位受到了较大挑战，促进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也是为应对这种挑战提出的要求。由于近些年贸易保护主义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呈现出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逆全球化趋势，而疫情对全球生产网络产生了巨大冲击，各国都会从供应链安全角度进行供应链的调整，这必然会加剧经济去全球化的趋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面临巨大调整的可能。虽然疫情并未改变各国的成本结构和技术能力，中国自身的要素成本和中美经贸摩擦走向仍是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地位的最主要因素，但疫情的负面影响不仅在于因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不断加大而威胁我国供应链安全，还在于疫情强化了欧美一些企业家、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实施贸易保护的主张和决心，会在产业链供应链层面对我国目前已有的优势地位产生深层次影响。此时，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格局，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逐步形成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国民经济循环无法有效畅通的矛盾主要方面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因此必须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国民经济的“经络”，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而不断扩大国内经济循环。从经济循环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主要环节看，目前循环不畅的主要表现是企业的供给质量不高，难以有效满足居民对优质商品和服务型消费的需求，产业的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水平不能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的要求。为此，围绕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攻克“卡脖子”技术问题，畅通产业链和创新链。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努力完善试验验证、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信息服务等基础服务体系；构建产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协同性，构建全社会范围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通过完善环境不断改善中小企业创新的“生态位”，有效发挥中小企业在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对于投入巨大、技术难度高，市场主体单独难以攻克的重大战略性、基础性技术问题进行攻关；修补制造业创新链，弥补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之间的创新链缺失，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培育公平竞争环境，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畅通市场体系和供求循环。公平竞争是市场体系高效运行的基础规则，必须保证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切实深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通过推进公益性企业回归公益定位实现国有经济战略功能，通过推进商业类企业回归企业属性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从而促进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形成。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绝不仅是为了国有企业自身做强做优做大，还要有利于培育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正确处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充分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我国总体上处于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时代过渡、开始高质量工业化的时期，产业结构日益完备、产业技术水平逐步向全球技术前沿靠近，长期以来形成的与我国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相适应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主导的政策体系，已越来越不适用了，产业政策将更多强调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竞争政策将越来越发挥基础性作用。从国际市场看，我国要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竞争政策等举措，积极融入新的多边贸易投资规则，以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切实解决“脱实向虚”结构失衡，畅通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循环。近年来，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突出，成为阻碍国民经济有效运行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切实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已成为国民经济能否良性循环的关键所在。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实施机制和具体措施加以落实。一定要重视金融的短期风险与实体经济长期风险的平衡，下决心解决这个阻碍我国经济有效循环的长期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作者：黄群慧，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元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状况下，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如火如荼的变化，南北经济之间的比例、大国经济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处于一个全面重构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自2008年以来，由于逆全球化的发展，由于美国退群的决策，由于各国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崛起，直接导致全球步入到长期停滞的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意味着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发生重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红利、分配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们看到，在2020年新冠肺炎冲击下出现了超级裂痕，加速了逆全球化，加速了大国博弈之间的激化，也加速了整个世界格局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所以我们从外部环境来看整个发展格局正处于一个加速裂变的关键期。

　　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面临着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民族崛起已经处于爬坡上升的时期，我们已经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行，我们通过过去一系列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系列的新的战略、新的部署使中国经济开始向高质量发展迈进，那么中国金融、中国经济在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这一个基础上已经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格局。我们迫切在内部经济大循环的基础上要进一步体现现代产业、现代金融之间的互动，而现代金融必须是一种在全方位的格局下的一种重构。因此在两个时代的重要发展潮流、重要发展时刻交汇之下，我们来探讨全球金融中心就显得格外重要。

　　当然，我想强调的是在目前这个时点，对金融本身也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史诗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由于全球经济的深度下滑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流动性的危机，出现了整个格局的大动荡。

　　上半年美国股市四次停摆，美国国债收益率甚至出现负利率、石油期货出现负价，以及全球同步实施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那么使我们整个金融市场的政策、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随着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和进一步的深化，会进一步的强化。下半年我们会看到整个发达国家脱实向虚的趋势，在进一步宽松的作用下，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资本和金融在新兴经济体与金融中心之间的震荡还将进一步的持续。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面临着一系列不可持续的挑战，因此我们由之产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大的政策环境下面，我们金融开放的步伐将如何进行。当然更为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不仅仅面临经济激荡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更为重要还面临着大国博弈进入窗口期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风险和一系列的冲突。今年疫情使中美冲突上升到一个新台阶，而这种冲突不仅仅会产生强烈的动荡，对金融风险、金融资源配置产生深度的冲击，更为重要的中美之间的冲突还直接体现在金融冲突之上，甚至很多学者称之为金融战。

　　那么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如何布局、我们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为基础的这样一种新格局、新秩序，使我们的金融能够进一步地在开放体系下服务于民族的崛起、大国的复兴和我们高质量的发展，就成为我们当前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时代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就会看到：

　　第一，我们如何进一步的进行金融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更好地服务于我们高质量的发展。

　　第二，我们如何在中美冲突之中使中国金融循环、金融风险具有进一步的发展和进一步的可控性。

　　第三，也就是更为具体的、我们今天论坛所讨论的，就是人民币如何进一步的国际化。

　　同时我们如何在资本项目开放上面，在目前这样的外部环境大变局的状况下来构建我们有效的管理体系、监管体系以及改革路径。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沈建光：经济内循环，如何缓解四大结构性失衡

沈建光、姜传钺

疫情之下中国经济体现较强韧性。二季度GDP增速重新回正至3.2%。根据IMF、世界银行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GDP将下滑至-5%，中国经济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然而，疫情助推逆全球化，随着疫情后快速反弹结束，经济可持续复苏需要重视四大结构性失衡，即需求恢复慢于生产、三产恢复慢于二产、中小企业恢复弱于大型企业，以及实体与金融冷热不均。下一步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应对，缓解四大失衡是助力中国经济内循环的关键。

四大结构性失衡制约经济复苏

一是供需的不平衡，即生产恢复快于需求。6月，生产端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4.8%，接近疫情之前的水平；而需求端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有-1.8%，仍旧处于负增长区间。

外需方面，尽管二季度出口韧性尽显，但除了防疫用品、在线设备等品类出口大增外，其余主要商品均有明显回落，未来产业链转移仍是潜在风险。在此情况下，内需更是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以居民消费为代表的需求端需要尽快破局。

二是行业的不平衡，即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二季度，第二产业GDP增速大幅反弹14.3个百分点至4.7%；而第三产业仅回升7.1个百分点至1.9%，部分服务业（如住宿餐饮、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还处在深度负区间。

从月度数据看，6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当月同比2.3%、1-6月累计同比-6.1%，恢复速度显著滞后于工业生产。随着服务业在经济、就业中的占比不断提升，这一失衡也将对经济复苏形成拖累。

三是企业的不平衡，即大型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6月限额以下企业社零增速为-1.4%，连续四个月低于限额以上企业，表明新冠疫情对于中小零售企业造成了更为明显的负面冲击。

此外，制造业PMI也显示，小型企业景气度趋于回落，与大型企业表现显著分化。而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贡献了我国60%以上的GDP和80%以上的城镇就业，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全力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是重中之重。

四是实体与金融的不平衡，即实体经济下滑、金融体系扩张。疫情爆发后，实体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一季度GDP下滑6.8%。面对这一局面，政策当局果断应对，引导金融体系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6月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社融存量同比分别升至13.2%和12.8%，自2月以来大幅走高；上半年金融业GDP增速为6.6%，较整体高出8.2个百分点。近期火爆的A股市场也反映出，虽然经济逐步改善，但在实体回报率仍然低迷的情况下，流动性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这也放大了实体与金融的失衡。

打造经济内循环更需结构性改革

在疫情反复不断、外部形势恶化的背景下，叠加四大结构性矛盾的掣肘，中国经济的复苏前景面临不确定性。如果政策能够针对上述结构性失衡问题对症下药，将有利于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复苏增添动力。

首先，出台政策扶持措施以稳住目前的消费回暖势头，加大对消费薄弱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通过增加转移支付、金融定向支持以及发放消费券、现金券等多种方式，提高特定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延续可选消费难能可贵的回升态势，同时推动服务消费尽快回到正轨。

其次，随着“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发挥民营经济就业“稳定器”作用尤为重要。对此，应持续加强对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和财政支持力度，缓解企业经营和资金链压力。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就是支持金融直达实体经济、落实服务小微企业的重要举措。

再次，鉴于疫情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民营企业经营和偿债的冲击存在差异，应考虑根据具体情况将延长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有针对性地实施到位，对前期经营状况较好而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给予更多倾斜；同时，推动银行机构补充资本，利用好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充分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最后，更加注重货币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一是货币政策要稳定市场流动性、尽快推动降成本；二是金融信贷政策在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特殊时期不抽贷、断贷、压贷，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的同时，也应前瞻性做好拨备和不良贷款处置的政策储备；三是财政政策在企业减负的同时，需要重视加大对于政策性融资担保、金融风险处置等方面的投入，为银行不良率上升提供必要缓冲，避免风险积聚。

除此之外，近年来结构性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通过缓解结构性矛盾，发挥内需潜力，释放潜在动能，实现更加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比如，推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创新生产要素供给；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教育和科技体制的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市场改革，释放要素市场化改革红利。

孟晓苏：房地产是链接国内大循环的关键

秦佳丽 中房报记者 刘亚丨北京报道

他还是那个热心而专业的“中国房地产之父”，思想开放，言谈耿直，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认知和剖析独树一帜，一贯为房地产行业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发声。

在位于北京CBD地段的世纪财富中心19楼办公室，记者近日对汇力基金董事长，中房集团、幸福人寿原董事长孟晓苏进行了专访,围绕新常态下楼市展开了一场回顾与展望。

2020年上半年，疫情冲击与复杂的市场环境下，房地产行业普遍面临销售去化压力，与此同时，以深圳、宁波为代表的一批城市步入局部交易火热与限购加码等境况。其中，二手房涨幅居首的深圳6月份单月成交量破万套，均价较去年底上涨14.37%；在长三角地区涨幅亮眼的宁波，屡现“万人摇号”。继此之后，深圳发布“7·15”新政，提出在深落户且社保满3年才可购房、离婚3年内受限、增值税免征由2年提高至5年等措施；宁波的“稳楼市十条”，则扩大了限购区域。

“全国楼市的启动一定是梯度演进，有先有后。抑制居民购买力对一些城市是降温冷水，但对楼市与经济还没起来的城市可能是一记大棒。”孟晓苏告诉记者，全国楼市不能总是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在外需持续不振的情况下还是要倚重内需。他认为：“房地产市场是链接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楼市活跃能带动相关产业繁荣，发挥出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

“房改第一人”传递的理念不止于此。此次访谈中他提到“新刚需”概念，认为疫情之后的改善性住房需求明显提升；提出坚持住房体系建设与保障房建设“双轨制”下进入到住房“大保障”时代，一味抑制房价有损多数家庭既有利益；他把自己推介了15年之久的REITs产品比作用心良苦的“卞和献玉”，认为只有基建与房地产同时驱动，将债权转化为股权才是化解金融风险的正确路径；他劝告房企“咬定青山不放松”，看好住房市场背后的旺盛需求。“尽管目前国内经济举步维艰，但是可以预言房地产行业恢复发展将是中国经济顺利复苏的晴雨表。”

“全国楼市启动有先有后，

不能把刚生起的火苗扑灭”

中国房地产报：站在年中节点，您对上半年的楼市发展形势怎么看？

孟晓苏：近半年来，中国经济整体处于下滑通道，受疫情影响，一季度下滑尤其明显，二季度稍微好转，但房地产销售增长依旧表现为负值。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上半年全国的房产销售的面积同比增速为-8.4%，销售额同比增速为-5.4%。

这不能仅仅用疫情来解释，房地产投资增速这几年早就收窄，自从2011年施行楼市限购政策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从当初的20%左右，下滑到2019年的9.9%，直到今年上半年表现为1.9%。与之对应的是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下降。我国从2012年结束了8%以上的GDP增幅，随后就一路下滑至6.1%。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各方都希望能够营造出经济新亮点，包括投资新基建，用财政补贴刺激居民购买力。中央会议也多次提出来要扩大内需、恢复居民购买力。在追新的同时不要忘记了，楼市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力还是存在的。它不是短期的拉动力，而是具有长效机制的经济拉动力。

中国房地产报：近期深圳、宁波等城市楼市交易活跃，当地随后升级限购政策，引起业界关注，您如何看待这批城市限购加码？

孟晓苏：一些城市楼市先活跃起来是好事，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我们迫切需要购买力回到市场。而且目前只是个别城市率先启动并非全国性的普遍启动。上半年全国城镇房屋销售面积为-8.4%，是历史上最低位。

全国楼市启动一定是梯度演进有先有后，重点表现为一线城市或沿海城市，预示着下一步经济复苏。有的地区要把刚刚生起的火苗扑灭这不算带了个好头。整个楼市不能长期只是不温不火的状态，必定要有一定的突破。

2016年在“楼市去库存”政策鼓舞下，正是深圳率先突破低迷，当年房价上涨超过50%，因为压抑了几年都没有上涨。接着深圳带动了北京和上海楼市，随后是南京、厦门、青岛、苏州、合肥这些城市，房价增幅都达到了50%。那一轮“楼市去库存”并没有给经济带来损害，反而帮助相关产业把连续几年的“产能过剩”消化掉了。

现在让我质疑的并不是这些城市“因城施策”，而是会不会成为“枪打出头鸟”？会不会对其他城市造成连带影响？就怕这一刀砍下去，砍了深圳的“鞋跟”，却砍到其他省市的“脖颈”。就像2017-2018年那次调控，让2016年房价上涨50%的城市都跑掉了，却抓住房价后涨起来的省市痛打一顿。

如果全国楼市总是起不来，那么受害的不仅是房企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现在房地产企业纷纷开始转型，还算扛得住，反倒是那些难于转型的产业链，譬如钢铁、建材等行业，就要陷于困难。每次受打击最大的其实都是它们。

总体来说，在国民经济内外严重受阻的情况下，启动楼市而非抑制楼市应是正确的政策选项。现在一方面用财政补贴去促进居民买东西，一方面却限制居民购房，这是一种奇怪的“政策混搭”，好像是不同的人在各管各的。在楼市调控上因城施策、精准施策很重要，抑制居民购买力对一些城市是降温冷水，但对楼市与经济还没起来的城市可能是一记大棒，会把人们给打懵。

中国房地产报：也就是说疫情之后需要重点依靠住房来拉动内需？

孟晓苏：有人问我，疫情之后人民群众更需要什么？是更需要医院吗？事实上疫情期间医院反而成了“禁区”，一些常规的手术与诊疗也被推迟。

疫情反而让居民对住房的需求更加明确。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居家办公，使“家”的功能被延伸和扩大，增加了人们对改善性住房的需求。居家窘迫甚至让一些地方的离婚率增加了不少。有人说“房小蹲禁闭、房大休养地、别墅度假区”。现在应对“改善性住房”有进一步认知，把它视作疫情过后居民的“新刚需”。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不少城市人们仍然在踊跃购买住房，并推动了房价上涨。不是因为他们愿意多花这笔钱，而是因为住房供不应求，城市管理者提供的住宅建设用地有限，城市开发者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建设住房。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个主题。首先买房本身就是消费，它相当于把构成房屋的钢筋水泥，电气管线、钢板玻璃都买了下来，后续的装修、家具、空调电器也都要花钱购买；其次，购房活动拉动了相关产业。居民购房款并不是交给开发商就消失了，而是从此开始了货币的传导过程：开发商把钱交给营造商，营造商交给部品制造商，再交到原材料生产商与能源提供商……。这种货币传导机制作用不仅盘活了多个产业，而且每个环节都有对劳动者的支付，劳动者拿到薪酬去养家糊口，又拉动了居民消费。这不正是“国内大循环”的具体表现吗？相关产业正是在这种大循环中获得市场与生机的。2016年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中央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实行“楼市去库存”政策，把再次陷入“产能过剩”的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行业都拉动起来，使经济很快走出困境。

居民踊跃买房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国现在正需要扩大内需，形成国内大循环。房地产市场是链接国内大循环关键环节，楼市活跃能带动相关产业繁荣，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房地产业作为一个拉动力很强的主导产业，它能起到一把钥匙开多把锁的作用。中国古代有个寓言故事叫“叶公好龙”，真龙来了反而把叶公给吓跑了，被人评价为“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这就像现在很多人说要启动内需，摆出启动内需的各种姿态，可当内需真正来临的时候，他们反而惊恐不安，甚至要动手打压内需。

“房价下降有损多数居民家庭利益”

中国房地产报：在大家都在谈论产业升级的时候，我们应该对房地产行业秉持怎样的阶段性认知？

孟晓苏：我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仍应是以住房、汽车和基础设施建设这“最新三大件”来拉动经济，其中核心是住房和汽车。我曾在1997年12月的美国报刊采访中谈到“Chinese dream”，取学自美国所说的“American dream”。那时我就预言，中国居民会进入到以买房和买车为主的消费阶段。事实证明，当时对这一经济起飞阶段的判断是正确的。

1998年开始房改的时候，中国的GDP只是排名世界第7位。当时的国内专家普遍认为，到2025年中国GDP将能接近日本，2050年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没想到房改释放出中国巨大的内需力量，使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平均每两年超越一个国家。到了2010年即房改12年后，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近十年又进一步扩大了与后面国家的距离。这就是选准住房作为经济增长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作用。

重化工业的增长对国力的影响很大。现在即使一些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只要重化工业基地仍然在中国，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就依然稳固。

这就是依靠内需所起的作用。通过房地产与汽车消费的发展，又对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出需求。基础设施建设不是无本之木，它跟人们的居住和出行需求紧密相关。出于人们对更好居住条件的追求和城市扩张的需要，新建住房会建得离老城区更远，于是就需要增加车辆和建设道路，这就把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起来，而基础设施建设又让远处的土地增值。如果抑制住房地产开发，单独搞基础设施建设，请问这些基础设施是给谁修建的？建设它们的投资借款又从哪里偿还呢？

我支持产业升级，但不能因此否定自己现成的主导产业。包括产业升级中的房屋智能化、智慧城市与无人驾驶汽车等等，都是房屋、汽车与其运营环境的更新换代，这些科技产品的附着物仍然离不开人们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

中国房地产报：您最初在房改方案中强调建设住房体系和保障房体系，这种住房“双轨制”目前成效如何？

孟晓苏：根据最近央行发布的统计数据，我国96%的城镇居民拥有产权房，平均每个家庭拥有1.5套住房；其中最低收入的20%的居民，住房自有率也达到了89.1%。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目标。房产价格增长使房产占居民家庭财产59.1%，居民家庭负债率仅为9.1%。对比国外的统计数据，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家庭财产持有量的国家，房屋财产增值为居民带来了富裕与尊严。

在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上，我国实际上已进入“住房大保障”时代。在普通居民所持有的各类住房中有不少是房改房、经济适用房或其他保障性住房，包括房地产企业在开发商品房时所提供的拆迁安置房。所有这些保障性住房加起来应当占到现今城镇居民住宅的主要比例，高于城镇商品房的套数。为此我将它称为“大保障”。商品房建设与保障房建设就像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相辅相成。砸毁硬币的这一面，当然就会伤及那一面。

房地产业进入增幅下降的“新常态”是与限购、限贷政策联系在一起的。这种限制最初来自对房价上涨的顾虑，因为当时没有全面提供保障房，房价上涨会损害低收入者利益。但是在大规模建设保障房、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以后，依旧顾虑房价上涨会伤及百姓就不符合实际了。

住房建设极大改善了居民居住条件，住房的财富效应也逐渐显现出来。我们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在强调房屋的居住功能时，并没有否定房屋的财富价值。而房价上涨直接表现为居民财富增长与家庭财富增值。现在向银行贷款都要看贷款人是否有房产，甚至出现了“房抵经营贷”，使小微企业能靠抵押房产获得运营资金。这就反映出房产价值对小微企业增信的重要性。当然其中也有潜在风险，企业经营搞不好无法还债，就要拍卖房产抵账。我预计未来“法拍屋”数量会大幅度增加，问题根源将是企业经营上的问题，而非房地产的问题。

另外，由我提倡并推行的“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也是建立在老人房产已经增值的基础上。目前已有幸福人寿、中保人寿推出一批产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以房养老产品的提供者太少，只有两家保险公司，更多保险公司还没有进入，问题出在供给侧而不是出在需求端。还出现了打着“以房养老”幌子的骗子公司欺骗老人。

如果让我对楼市调控提出什么建议的话，那就是要“不忘初心”。我在房改方案中就强调“住房双轨制”，现在更要加紧建立“两个体系建设”。在已进入“大保障时代”的今天，打压房价不仅不能维护低收入家庭的利益，反而会损害大多数家庭的利益。

另外，还有人担心征收房产税会带来问题，其实房产税本来就是应该征的。不征房产税对两部分低收入群体的不公平：一是对农民，二是对城里最后买房的群体。他们都是需要扶助的弱势群体。前者被廉价征收土地，后者承受着最后的高房价。如何征收房产税？不需要过分复杂的设计，不需要建设一个覆盖14亿人民的“住房产权信息系统”。不必把这个本来简单的税种搞得复杂化。我的方案设计是“见房就征，见证就退”，即全部城镇住房都要缴纳房产税，然后每位居民可以凭身份证退税一套房。这样就把房改房、拆迁安置房等都包括在内了，也能避免人们“离婚避税”。

“让基建与房地产两个轮子都转起来”

中国房地产报：目前的宏观国民经济环境中，您个人比较关注哪些领域？

孟晓苏：我最关注的两个方面，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两个轮子，一个是房地产投资，另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二者分别占了固定资产投资的22%左右。现在房地产投资这个轮子已经被陷在泥里，今年上半年投资额同比增长仅1.9%；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轮子由于多年的负债经营，现在也已然被债务缠住，今年上半年投资额同比下降2.7%。

中央曾经提出了“三大攻坚战”，其中的第一大攻坚战就是化解金融风险。我们现在要努力把这两个轮子拖出泥沼，让它们正常运转。一方面要讲清楚房地产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人民群众还有旺盛的购房需求；另一方面是基础设施建设，它是造成地方政府高额负债的主要原因。如果能通过推动资产证券化即权益型REITs，把债务变成持有这些资产的股权，就能让第一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是一种金融创新，在国外它的主要基础资产构成是商业用房，基础设施项目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门类。近期有人问我，为什么中国要从小门类起步？我告诉他们，这与我国社会对房地产的误解有关，总担心资金流向房地产。其实全世界的REITs多是从商业地产启动，因为房屋的增值潜力大，从长线看比基础设施更能给投资人带来利益；而基础设施项目增值效应低，多数是有折旧和功能衰减的。

为引入REITs这个产品，我从2005年就开始呼吁，就像卞和献玉一样，苦苦献了15年。现在终于被人们接受了，但推动试点仍很为吃力。如果只是两个业务主管部门努力推动，而不能系统引入国外REITs的全套法规，我担心即使试点成功也难于复制。现在只能努力迈出试点的第一步，然后要尽快完善配套法规。权益型REITs对于化解地方政府过高负债，将会是“药到病除”，明显降低我国面对的金融风险。

“住房需求始终旺盛，房企应咬定青山不放松”

中国房地产报：对于下半年的楼市走向您作何预判？

孟晓苏：下半年中国经济将逐渐趋稳，但总体上今年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在逆境之下，房地产业仍会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向上的托力，它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现在人们给房地产穿上了各种马甲，包括养老地产、旅游地产、医疗地产、科技地产、文化地产、物流地产等等。这是规避房地产调控的一种手段，脱掉“马甲”它们都是房地产。这反映出人们对于某种舆论的惧怕心理。作为当年房改的推动者之一，看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毕竟还是居民旺盛的购房需求，作为一种长效机制拉动了我国经济发展。现在中央强调的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些要求应当得到更好的执行。

我对下半年的房地产市场谨慎乐观。房地产行业能否顺利启动，将是下半年国民经济能否复苏的晴雨表。目前一些城市的楼市已经启动，但遭遇到舆论的压力。不少城市出现“楼市松绑一日游”，宽松政策刚冒头就被吓得缩回去了。下半年要推动内需增长，在动用财政力量补贴消费的时候，别忘记楼市中蕴含着巨大的内需力量，要让居民能够正常购房。面对疫情的冲击和国际上诸多困难因素，如果我们自己再不断给楼市泼冷水，那就是为构建国内大循环设阻的行为了。

中国房地产报：对于房企的转型道路，您有何建议和期待？

孟晓苏：我对房企的劝告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当年我们房改课题组曾作出判断，住房会成为我国居民的消费热点与经济增长点。多年后再看，这个观点没有过时，房地产市场仍然有居民的旺盛需求，住房仍然是市场需求的重点，由此建立对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长期信心。

有人说“房地产行业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进入到了白银时代了”。我认为这个判断为时过早。美国的房地产业已经发展243年，从2012年开始再次恢复增长，现在依旧是全美的第二大产业。中国自房改以来房地产业才发展了22年，还有着巨大市场需求和长期发展动力，怎么就是发展到头了呢？这明显是浅见。

在房地产开发的各个板块中到底应该更关注什么？我认为是居民住房。现在居民住房总体上供不应求，本身又是需求最旺盛。现在限购最为严格的是住房，供地最为不足的是住房，最应该投资建设的恰恰也是住房。现在一些商业地产机构也开始回归住房建设。不能忘记“衣食住行”是人们的基本需求，其他门类的地产项目往往是为住宅建设提供配套。特别是现在，住房产品潜在的供不应求值得关注，被限制的居民购买力一旦被释放，就能让人们重新看到我这一判断的客观性。

房地产行业过去是、现在是、未来很长时间仍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面对国内经济举步维艰，我们要胸怀全局、立足本职，努力为恢复国民经济正常发展、形成国内大循环做出贡献。

郑新立：中等收入群体需要扩大、倍增

广州日报：疫情之下，今年扩内需有何特别的意义？

郑新立：扩大内需是实现“六稳”“六保”的根本举措。只有扩大内需，才能够把我们潜在的发展潜能激活。我们通过改革把这些增长的潜力激发出来，就能够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高质量的发展，才可能实现“六稳”“六保”。过去我曾经讲过一个自行车理论，就是说，自行车在平稳前进时是最稳的。如果失速了变得很慢，那么车子肯定要倒下来；如果车速太快了也会有风险。所以保持经济的适速增长，是实现“六稳”“六保”的重要措施。而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就要靠扩大内需。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冲击之下，我们出口的订单减少，外部需求萎缩，短期内还很难说什么时候探底。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内需，更成为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想，今年扩大内需，按照中央的部署，要紧紧抓住4件事。那就是新基建、以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把环保产业发展成支柱产业。

广州日报：在很多人看来，可能城市人群更有消费潜力。但你提出扩内需必须从农村发掘潜力。为何有这样的判断？

郑新立：我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潜能来自乡村振兴，“十四五”期间的重要着力点就是乡村振兴。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在城乡之间建立一个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等价交换的体制和机制，就能够把城市的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先进的生产要素引到农村去，促进乡村振兴。

而乡村振兴主要是干好4件事：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的市民化和特色小镇建设。

农业现代化方面，我们有18亿亩耕地，2亿农村劳动力，平均一个劳动力只能种9亩地，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是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27%。；新农村建设方面，从今年开始，土地政策已经有突破，通过这些政策，使得农村土地资本化、商品化、货币化，吸引大量社会资金来投入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农民工市民化方面，我们的城镇化仍在高速推进，通过发展城市的服务业吸纳农村的剩余的劳动力也是必由之路。我国有2.9亿农民工，要通过在城市里发展第三产业来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渠道，不要让他们再回流到农村去。

以上几方面同时发力，就能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的新动能，进而扩大农村市场，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国内市场需求还很大

广州日报：你如何看待改善型住房需求和车市复苏？

郑新立：当前扩大国内消费市场，要把启动房市和车市放在重要地位。因为像房子和汽车这样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商品，找不到第三个了。“房住不炒”，住房需求当前仍然是老百姓最大的需求，疫情过后，居民对改善居住环境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应当通过增加房子的供给来抑制房价，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房地产市场这种市场化的调整才是办法。

车市方面，现在部分城市已经对汽车限购，而实际上中国的汽车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改善汽车使用环境，增加道路、停车场等，比如可以鼓励人们在郊区使用汽车，在市区使用公共交通，在市区和郊区建设大型停车场方便接驳。我们完全可以创造条件让我们的汽车消费继续往上走。

今年中国国内消费市场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我们通过扩大进口，扩大消费，可以建立一个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同时也要看到，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们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我国现在人均GDP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关键要把潜在的需求转变为有效的需求。我国居民消费现在正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的升级中，特别是教育、医疗、文化、信息消费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双循环”将让全球经济受益

广州日报：当前，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于中国经济破局有何重要意义？它与扩内需之间是什么关系？

郑新立：目前疫情在供需两端都带来极大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今年中国经济复苏必须靠扩内需，靠自身硬。而“双循环”战略是我们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一次主动调整，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由之路。“双循环”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大循环最重要的就是要促进消费、扩大投资。内需市场的庞大和不断升级是中国经济的活力之源，需求结构和消费升级是驱动经济良性循环、加速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驱动力。随着需求层次与购买力不断提升，我们的消费需求正从“数量型、生存型、温饱型”消费向“质量型、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变。

在前几天的研讨会上，很多专家都提到中国现在的中等收入群体需要扩大、倍增，这个我是赞成的，我们现在的中等收入群体是4亿人，如果真的能增加到8亿人，那带来的消费增长将是巨大的。通过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提供更多高性价比的商品和服务，尤其是充分激活和释放教育、医疗、养老、旅游等服务消费潜能，更好支撑消费结构和品质双升级，从而倒逼供给质量的大幅提升。

而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方面，不仅是实现人流、物流和各种商品要素的畅通，还要逐步实现国内、国际市场规则的接轨。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不仅中国受益，全球经济都能从中受益，中国正在提升开放的层次，加快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促进国内外市场规则融合，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疫情之后，中国依然是最受欢迎的投资国之一，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有信心，也需要中国庞大的市场。中国也乐于和全球共享中国市场发展壮大的红利，以更好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广州日报：为配合扩大内需，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不是可以更宽松一些？

郑新立：我们的宏观政策，扩张性应该更强一些，还有宽松的空间。我们应该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采取更加精准的支持经济运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像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货币政策应该更加灵活，以此来配合“六稳”“六保”和扩大内需，支持我们今年发展任务的完成。在世界上大的经济体里面，我们是唯一一个实行正常财政政策的国家。根据经济运行的情况，即使我们的债务规模更大一点、货币投放更多一点，也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包括财政赤字，再高一点都是没有问题的。

李超：两个大循环的另类观

两个大循环观点的提出是全局性的谋划

聚焦“两个大循环”。6月5日，习总书记提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6月18日，刘鹤副总理再次表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习总书记和刘鹤副总理先后发声表明，市场需对“两个大循环”更加关注。

两个大循环观点的提出是全局性的谋划，关系着未来的新发展格局。我们认为，总书记提出关于两个大循环的观点是全局性的谋划，当前我国经济领先性企稳，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加快内需体系构建，通过科技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助于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从而形成国内大循环；在全球供应链重塑阶段，国内大循环的良性表现将有助于发挥我国供给优势，形成国际与国内相互促进的大循环，目前来看，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传统的需求侧视角是替代论：外需不行就要发展内需

疫情拖累全球，冲击我国经济增长，外需首当其冲。

传统需求侧对冲政策思路是“东边不亮西边亮，外需不行搞内需”，通过地产、基建、消费等内需政策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弥补外需的下滑，发挥内需的替代作用。

但传统内需政策存在较大的副作用：基建、地产等逆周期刺激政策会导致宏观杠杆率上升、债务高企和资产价格泡沫（三高——高杠杆、高债务和高房价）。

2020年当前，我国逆周期政策是在保就业的前提下适当拉动需求，而非大规模逆周期政策刺激，投资方面，新老基建同时发力、稳住地产投资；消费方面以恢复为主、刺激为辅。内需渐进式修复，并没有表现出很强（并未看到“报复性”消费、“天量”项目投资），也不需要很强，当前中国与全球的疫情和经济走势分化，我国抗疫成效好，经济在全球领先性复苏。

因此，政策思路不能用传统的需求侧替代思维来判断，海外需求萎缩不能理解为就要通过国内需求给予弥补。

同时，出口转内销并非一蹴而就，存在市场、产品、标准等诸多差异。需求侧“替代论”的前提之一是，外需不振导致出口不畅，那么可以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内部消化”出口品，事实上，出口转内销并非一蹴而就，市场、产品、标准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将会影响出口向内销转化；如海外与国内市场主体不同，因而产品需求存在较大差异，海外与国内的产品标准不同，导致产品难以快速内部消化，部分外向型企业以大规模代工为主，难以快速适应国内柔性化生产的要求。

国家政策主要在于保企业，而非发挥替代作用。6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十项措施促进出口转内销。我们认为，国家政策核心是保企业而非发挥替代作用，《意见》的核心思想是多措并举来稳住外贸基本盘、保障产业链稳定、重点支持供应链体系上的外贸企业和中小微企业。

供给侧视角是促进论：提升国内供给，弥补海外供给不足

相比需求侧是替代视角，供给侧的促进视角更为重要。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一般观点会认为外需尤其是出口受到极大冲击和挑战，所以应该促进出口转内销，重点通过国内大循环拉动内需替代外需，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新冠疫情既冲击需求也冲击供给，相比需求侧替代视角，供给侧的促进视角更为重要，在海外生产供给大幅冲击下，中国的产业门类齐全，通过促进国内产业链的替代，充分利用好国内大循环提高供给能力，进而更好地促进出口。特别是在全球供应链修复阶段，经济领先性企稳更能发挥我国供给优势。

中国供给能力突出，产业门类齐全，制造能力领先。

第一，产业门类全。2019年工信部苗圩部长明确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第二，工业基础好，制造能力强。我国已经形成包含41个大类、200余项工业中类的现代工业体系，截至2018年，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我国制造能力领先全球，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2018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达到28%以上，中国制造冠绝全球。

中国在全球供应扮演重要枢纽角色，中国经济领先性企稳有助于发挥供给优势，可以在产业链上形成替代。

21世纪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在全球分工中扮演的角色也愈加重要。根据WTO对比，2000年至2017年中国已经从一个节点发展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枢纽，成为链接美欧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纽带，进出口总额占比已经达到全球的12%，这源于我国拥有强大的供给能力，“中国制造”已经名声在外。

当前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中国经济领先性企稳，国内大循环进一步提升供给能力，我国发挥供给优势，在产业链上对其他国家形成替代。一方面，其他国家受疫情影响生产停滞形成供需缺口，我国供给可以填补海外需求；另一方面，我国占据经济领先性企稳的先机，中国供给可以替代其他国家的供给。

2020年，净出口可能持续超预期拉动经济增长

净出口可能超预期拉动经济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7.71万亿元，进口6.53万亿元，顺差1.18万亿元；其中，二季度当季出口增速4.5%、进口增速-5.8%，实现顺差1.09万亿元，得益于出口强势表现，二季度顺差大幅提升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强劲拉动作用，根据我们测算，将带动二季度名义GDP增速超过5个百分点。全年视角来看，货物净出口顺差有望达到3.7万亿，考虑服务贸易逆差影响，全年货物及服务顺差有望达到2.5万亿左右，有望拉动名义GDP增速达1.2个百分点左右。

内外循环共振向上，全年政策目标无忧。截至二季度，多项高频及经济数据已经回升至疫情前水平，中国经济领先性企稳特征已经显现。下半年，投资仍是内需主要驱动力，地产和基建仍有较强表现，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亦将大幅改善，继续引领经济修复，消费走势相对滞后。经济企稳促进国内大循环良好运转，也有利于发挥供给优势提振出口，出口强势表现可以对冲外需压力，并带动贸易顺差支持经济增长。

我国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需和外需共振将经济增速拉回到合理区间，调查失业率稳在6.0%以下，完成全年政策目标无需担心。

（作者为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全球化还是会继续，这一点信心我们不要动摇

近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接受了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丘倩怡的专访。在他眼中，深圳改革开放40年来，有哪些让他印象深刻的发展变化？这其中有怎样的启示意义？深圳未来又将如何走向更高更远？

以下为专访文字实录：

每次来 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深圳

林毅夫教授曾多次到访深圳，此次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独家专访时，他首先谈到的，就是深圳这些年来的变化让他十分感慨。

林毅夫：我第一次到深圳，正好是40年前，1980年1月份，当时我到深圳去参观学习。那个时候深圳刚刚开始建设，街上也没有什么建筑，一切就像是一个工地。

我们特地到中英街去参观，街上一边是内地的商店，一边是香港的商店。当时的感受就是，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赶上发达国家？内地的同胞什么时候能够像香港那样享受现代化的物质生活？

第二次去深圳是1988年，那个时候对比八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百货公司、超市等等都有了。那次之后，去深圳的次数就比较多了，可以说每次去深圳，看到的都是一个不一样的深圳。

1995年到2000年的时候，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时，有时候会到深圳来买电子产品，我印象很深刻，当时要买一台计算机，就到深圳的华强北，在那里会帮你组装好。

2000年以后再去，深圳已经在一些领域开始进入到国际市场，在全国处于领先了。我2008年到世界银行工作，到2012年回来以后再看深圳，又是另外的景象。

我们改革开放42年了，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奇迹，深圳的发展可以说是“奇迹当中的奇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而且不仅是缩影，还一直走在中国发展的前沿。

（林毅夫教授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的专访 ）

“深圳奇迹”背后的一般道理

丘倩怡：我们提到深圳，通常会提到“深圳奇迹”、“深圳速度”，您作为经济学家是如何看深圳的特殊地位？深圳过去四十年的发展经验有没有可能被复制？

林毅夫：深圳确实是一个奇迹，但奇迹背后反映一般的道理，无非就是怎么把这一般道理发挥得更好。因为要经济发展，一定要生产出产品来，在国际国内市场有竞争力，我想这个道理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成功共同的道理。

在深圳，当时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是计划经济，还有很多条条框框，邓小平同志决定把深圳作为一个特区。深圳特区的主政者，也根据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把深圳当地当时所具有的优势发挥出来。深圳从速度来讲是奇迹，但是从它成功的道理来讲，倒是一般的道理，这个一般的道理，对深圳未来是适用的，对中国其他城市是适用的，对其他国家的发展也是适用的。

所以我觉得怎么去理解深圳，当然有各种不同的角度，这是我强调提倡总结中国经验，提出一个新的发展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对深圳的总结确实在我的理论形成的过程当中，给了很好的启发。

丘倩怡：铸造“深圳奇迹”的过程中，其实也可以听到一些争议，您怎么看待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方面，深圳所做的探索？未来深圳怎么保持“特殊性”？

林毅夫：我想深圳的发展经验，实际上就是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两只手共同使用。

一方面相信企业家，企业家能做的，放手让企业家去做，企业家不能做的，那就要政府来做，来帮助企业家解决企业家解决不了的问题。深圳可以讲，在这方面一直秉持这样的原则。

让企业家去探索，让企业家去发挥它的企业家精神。而当企业家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时，政府总是会非常积极地帮忙解决。企业家做不了的事情总是有的，如果政府不去帮忙解决，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不能说事情（深圳奇迹）一定不会发生，但一定不会有深圳这样的速度。

丘倩怡：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有一些声音说深圳走得太“超前”，但实际上深圳一直扮演的是试验田的作用。

林毅夫：我想深圳比较“超前”，是因为它发展得比较超前啊，它必然会这样。深圳从改革开放之后，作为中国的四个特区之一，又是发展得最好的特区，所以条件的变化会比其他地方快。如果深圳不走在全国的前面的话，那深圳就没有办法把它的优势保留出来，把深圳的条件充分利用好。所以这是必然的。

如何让市场发挥得更好，政府也在市场当中创造更好的条件、更好的环境，这个大的方向，深圳一直保持得非常好，而且也进行得非常好，才有这样深圳的奇迹。

谈营商环境： 深圳这方面做得好

丘倩怡：您刚才也提到了营商环境的内容。我们知道从特区成立以来，营商环境就一直是深圳改革的着力点，现在营商环境到了3.0版本，您对3.0版本的期待是什么？

林毅夫：总的来讲，营商环境是给企业家创造一个能够发挥它作用的平台，这个经验是不断在变化的。比如说现在深圳的发展，不少产业在国际上领先了，像华为、大疆、，还有生物科技企业等，都在世界上领先。

营商环境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技术世界领先，那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服务要自己去发明。它的创新等于发明。发明有两块，一个是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一个是根据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相关的基础科研。在有限的资金下，企业更多地做开发，而不是去做基础科研。可是没有基础科研的突破，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就是无源之水，所以（基础研究）需要政府来做。

我觉得它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内涵不断在变，但是企业家是在任何阶段都有需要，政府在任何阶段也是被需要。它所需要的营商环境也不一样，比如现在就是能不能创造一个条件，把做基础科研的人才吸引到深圳来，让这些基础科研的高科技人才在这个地方有很好的研究环境，有很好的跟企业共同合作的机会。

企业会创造，但这方面也需要政府的努力。所以不同发展阶段营商环境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深圳过去在这方面做得好，我希望深圳在目前的状况下也做得好。

没有后发优势 就必须去创造领先优势

丘倩怡：您曾经说过，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果经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后发优势。在新的大环境下，您觉得深圳的比较优势怎么体现出来？

林毅夫：当你的技术已经在世界最前沿，或者接近世界最前沿，就没有后发优势了。当然没有后发优势，就必须去创造领先优势。

如果跟1980年代、1990年代比，我们所有行业都是在追赶，那时候有后发优势，现在还是有，因为不少产业还在追赶。但是我们也有领先的，领先才能去创造我们的优势。当然我们也要去竞争，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没有优势，但是也不能不做。

我们14亿人口的大国，人才多，要是跟发达国家比，可能资本的积累还不如人家，但在人才优势上我们一点也不会落后。再加上我们有这么大的国内市场，硬件的话，我们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所以像腾讯，大疆，产品化周期特别短，我们有优势，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竞争，而且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做的也不错。

寄望深圳：在疫情挑战中“练兵”

育新机 开新局

在谈到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情况下如何推动经济发展时，林毅夫说，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城市，深圳受到的冲击不可避免。他说，深圳要发挥产业优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林毅夫：我相信疫情以后，全球化还是会继续，这一点信心我们不要动摇。我们过去讲国际大循环、全球化，但我们国内还有这么大的市场也要循环，而且在国际循环比较弱的时候，我们国内经济复苏得比较快，可以用国内的循环来补足国际循环的不足，来把我们的企业，把我们的生产能力都得到比较好的维护。

从深圳的发展来看，必须利用深圳的优势，进一步强化来提高我们科技创新、生产力水平提升、抗击冲击等方面的能力，所以可以把疫情当作是一次“练兵”，让我们的各方面能力上到一个更高的台阶。等到疫情过后，全球大循环再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比别人站在更好的条件上来循环。

助推高质量发展 深圳要先行示范

丘倩怡：听您介绍，感觉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过渡阶段，是一个复合型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如何转变，更好地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双区”的建设？

林毅夫：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内收入水平最高、产业基础最好、金融资本条件最先进的地方，在新的工业革命中，粤港澳大湾区要扮演领头羊的作用。对新工业革命来说，人才金融和产业链配套都很重要，这些都不是一个城市能够全部都有，因为规模很大。应该要把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城市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然后协调好，变成竞争优势。

我相信深圳在技术、在产业链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在新工业革命方面有很大优势。也可以利用香港金融和高科技研发，因为它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把这些优势结合在一起。可以跟广州、深圳、佛山、中山这些地方的产业链优势结合起来，深圳在这方面可以做得很好。

先行示范区是按照新发展理念，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是高质量发展很重要的内涵。我相信深圳可以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好，尤其是创新。

深圳一路走来都在创新，早期引进和模仿也是一种创新。因为按照创新的定义，在下一期生产的时候，手上的技术比现在好，下一期生产的时候，所进驻的产业比现在的附加产业价值高，这就是创新，不见得是新的发明。新的发明是当你的技术、你的产业已经在世界前沿的时候，你的创新就等于发明。

深圳现在很多产业已经走在世界前沿，所以深圳很多创新是等于发明，发明要有人才，要金融支持，我相信深圳要做好。创新之后要变成产品，各种配套，我相信可以利用湾区不同城市供应链的优势，把它迅速变成产品。

尤其是像深圳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一定需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包括湾区里面的资源，人才资源，金融资源，还有生产能力的资源，要共享。

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发展的成果，让每个人都能够生活得更好、更体面，缩小贫富差距，这是先行示范区很重要的内涵。我们并不是走一般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发展不仅要快，发展得好，要在物质上面，在文化上面，在精神内涵上面都不断进步。

天风徐彪：国内大循环，意味着我们要拥有全产业链包括高科技产业链的生产能力

【会 议 重 点】

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并可能长期伴随。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形势，很严峻。

国内大循环下的投资机遇？未来5年重点推荐方向：消费方向；股权融资相关方向；新基建；老基建；严重依赖进口的领域。

中期A股策略？下半年现在有个全新的判断，我们觉得既不会进入熊市状态，也不会进入牛市状态。持续增加股票型资产配置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代表产业周期的方向会越来越贵，头部的科技型企业的筹码，它的稀缺性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但是明年有可能比今年更稀缺。

【会 议 实 录】

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这次新冠疫情的情况，全球确诊875.9万例，死亡46.3万例，中国在所有国家里面情况最好的，但是新发地出状况代表着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二轮小爆发。二轮后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所以今天能来的都是胆子大的。我能来应该也可以划入胆大的行列，但说实话我搞研究这么多年，2008年入行到现在整12年，第一次害怕就是今年。

今年“两会”上有一个全新的提法，这个提法体制内的人很多人关注，A股市场的人关注很少。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实物商品的出口国，这样一个国家突然间说我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因为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话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30年，中国成为最大受益国。为何忽然要做最坏的打算呢？外部形势，很严峻。

左下角的这幅图是美国疫情的数据，我们不用看每日确诊率，有意义的是黑柱。美国是这个星球上排名第一位强大的国家，日新增最高的时候达到4万多，但是当他回到2万这个平台就不再向下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失业人口的数据有可能会继续维持在2000万以上。疫情对于实体经济的这种破坏，现在已经开始了，并且有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央行的行长最近有一次讲话，他说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过去100年非常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或者萧条里，这是确定的。什么时候能走出危机，不确定。因为这个疫情什么时候大规模的特效药出来，什么时候大规模疫苗能够出来，没有人知道。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后面可能还要严重，我没有把印度的数据放上去，把印度的数据放上去会发现它是一根40度角的直线，一直不回头的在向上走，现在还看不到停下来的任何迹象，还有更糟糕的非洲。

面对这次在过去100年里相当严重的萧条，各个国家是怎么处理的？三个字——印钞机。以日本为例，财政刺激的力度预计达到GDP的48%，意大利是46%，德国是22%。财政刺激其实是说现在实体经济已经没有需求了，很糟糕，那怎么办？国家拿钱出来把经济顶起来，国家拿钱出来把需要用钱的养起来，但是能养多久？因为政府本身是不赚钱的，又要花这么多钱出去，钱从哪儿来呢？今年开始有一个词叫“财政货币化”，很多经济学家说MMT 。中国也纠结要不要“财政货币化”，在印钱这件事情上，美国很有优势，危机出现后，美联储持有的国债从4万亿美元一路猛增至7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拿着美联储印出来的钱，去买口罩，买呼吸机，给老百姓补助，给企业补助，开启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模式。

我们在说印钱的时候，大家是没有感觉的，因为2008年后，量化宽松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请注意，2008年金融危机的量宽面向的是金融机构，是美联储印钞票把金融机构给救了，这和美联储直接印钞票把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两个概念。历史上魏玛共和国是怎么垮台的，津巴布韦货币发生了什么，民国时期金圆券改革为什么失败？大概率这和央行直接印钞票把政府花的钱给出了有一定的关联。

我们可能处在过去100年非常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中，各个国家被迫开始央行直接印钞票给政府花，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过程会结束，它会持续多长时间。如果长期处于平台期怎么办，难道一直印下去吗？如果你是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你现在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印钞票应对危机的办法还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哪一天崩盘了怎么办，货币没人要了怎么办？

这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债务和杠杆的情况，为什么拿这张图呢？因为在印钞票的时候会问一下自己本国的杠杆总水平到底怎么样，如果整个杠杆的总水平是低的，OK，没有问题，可以接着印。但如果本来的杠杆水平，尤其是第一个、第二个政府杠杆率是很高的，那就要掂量一下，比如说日本还能印多久，哪一天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金融机构，或者是国外投资人开始对这个国家的货币产生担忧的时候，你还印得出去吗？

主权货币币值的稳定性过去很重要，现在很重要，将来尤其重要。未来的5年或者到10年的时间里，一个国家的货币值不值钱，应该取决于这个货币背后所代表的东西，最简单的理解是你有什么能生产什么。国内大循环，意味着我们要拥有全产业链包括高科技产业链的生产能力。

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是，我们可能正处于过去100年里非常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出现经济危机本身问题不大，但如果当发生经济危机的同时，你突然间发现全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达到了1930年以来的历史高位的时候，那正常来说你晚上应该睡不着觉。

乔治 · 弗洛伊德之死为什么就会引发一个席卷全美的黑人运动？因为当经济萧条来临的时候，意味着这个蛋糕不够分了，原来拿走最少那块的人就没活路。前0.1%的富人财富抵得上后80%所有人。前10%的美国人的收入抵上后80%美国人的收入，这就是贫富差距。当蛋糕不够分的时候，国内面临如此严重的贫富差距，不出事情是不正常的。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当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无一例外就是把国内矛盾向国外转移，美国各个阶层迅速统一认识，将中国标定为外部敌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形势极其严峻。

到目前为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每一位的生活，所以大家对现在的这些话是不会有深刻的体会的，但是我相信三年后每一个人都会体会到这句话它的含义是什么。14亿人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有可能都会因为这句话而发生改变。比如说周边的战争会不会发生，但凡进入这样的历史窗口期，不发生战争的概率到底有多大。过去这几年我们享受了极大的物质上的繁荣，每个人哪怕社会金字塔底层也不用担心吃的穿的，大家更关心如何让自己的财富增长，未来还会是这样的么？没人知道。

在这种环境之下，贸易保护算什么，贸易保护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贸易战算什么，贸易战已经发生，这些都不算什么。正常的贸易框架是过去从90年代开始的这30年的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全世界哪里有比较优势生产就放哪里，全世界的人民一起追求繁荣发展。逆全球化是什么？是怎么安全怎么来，怎么放心怎么来，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可能不再上升，甚至会下降，我们可能不再用比较贸易的这套方式来组织我们的生产和生活。

如果说未来几年是这样一个情形，从投资上什么样的方向会受益呢？

未来5年重点推荐的方向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方向，消费。我们认为必须消费比可选消费更优，可选消费比奢侈消费更优，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方向，从融资体系上说，现在的杠杆水平决定增长很难再继续依赖银行，必须把股权融资的比例提起来。所以提高资本市场权重，也就是股权融资相关的行业和方向，我们认为未来的这几年应该都会有显著受益的过程。

2020年上半年发行的权益类基金份额已经超过2018年、2019年，这个数据的增加一定是有可持续性，很可能明年上半年比今年和去年加起来还多，这从制度建设的层面决定了未来的钱只能大规模进入权益市场，或者说权益市场会成为未来这些年资产配置的显著受益方向。

第三个方向，新基建毫无疑问是可以推荐的，因为新基建在未来保证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它要托底。

第四个方向，光靠新基建可能规模不足，原来老的基础建设肯定也是会有，可以考虑。

第五个方向，严重依赖进口的领域，相关的公司持续推荐。

中期A股策略

最近资本市场特别关心一个问题，行业分化估值差已经拉到了历史的高位，历史上发生了估值差之后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后面是牛市，低估值的东西也起来了，还有一种是熊市，高估值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下半年会是哪种情况？最近很多人开始在想有没有可能下半年就是大牛市，我说一下我们的看法。

估值分化、结构化的背后其实本质上是盈利能力的分化，这张图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种正相关性，历史数据也是支持的，所有分化的背后本质上是代表未来一年所在行业板块景气度边际变化的方向。现在表现特别好的方向，未来一年它的行业景气度会不会持续向好，我相信对这个问题大家不会怀疑，一定是持续向好。

这是另外一组对比，解决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历史上这种估值分化最终的结果一种是出现牛市，一种是出现熊市，牛市是鸡犬升天，但是绝对涨幅上低估值还是不如高估值。

下半年我们现在有个全新的判断，我们觉得既不会进入熊市状态，也不会进入牛市状态，为什么？这涉及到对市场的判断，牛市是怎么来的，历史上每一轮流失都是两个东西共振叠加所带来的，一个东西就是持续不断地可以进入资本市场的钱，这个钱一般需要具备宏观背景，比如说2014、2015年的牛市是杠杆牛，整个金融创新带来大规模加杠杆的行为，体现在钱都进股票市场上了。2007年的牛市是怎么来的？被动的货币投放所带来的，外汇持续增加，带来的流动性宽松映射到资本市场上。流动性解决有没有钱的问题，产业周期解决钱去哪里的问题，所有资本市场上的钱既是势利的，同时也是远见的。远见体现在过去这么多人每一轮的主流板块都对应了所在经济时期，代表中国经济增长活跃的新动能方向。2006年、2007年对应的工业化企业涨得最多，当时任何企业公告明天要注入矿，先三个涨停板，这是任何工业化的国家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一定会受益的。2014、2015年如果公告要“互联网+”也是三个涨停板，因为在那个阶段代表的是所有行业正在进行“互联网+”的过程，“ 门口的野蛮人很牛，攻城略地 ”。

站在现在向后看，我们有没有产业周期的支持？有，万物互联就是这轮产业周期最明显的支持。美国为什么打华为？因为华为在5G的布局和专利已经构成了全球的优势。产业周期是现成，钱从哪里来？没有大水漫灌，这是这次两会上定的最重要的调子。首先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其次没有大水漫灌。我们要指望2014、2015年大规模的牛市，没有钱的支持是不可能有的。但它又有钱的支持，这个钱的支持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越来越多的资产来配置股票型的资产。在现有政策的引导下，持续增加股票型资产配置这个趋势已经开始，并且远远没有到停下来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这样一个状况，有没有钱？有钱，但钱不多，因为源自住户部门的资产配置调整，所以细水长流源源不断地进来。有没有产业周期？有产业周期，产业周期很确定，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就发生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代表产业周期的方向会越来越贵，因为进来的这些钱通过公募机构加仓的方向都是代表未来产业的方向，这个趋势简单来说会持续，甚至有可能不是持续半年，有可能持续几年。除非哪一天我们发现增量资金流入的结构发生变化，产业发展的趋势发生变化，否则就会一直是这个样子。或者哪一天中国开始搞大水漫灌了，我们再换基调，否则就是一直这个状态。

头部的科技型企业的筹码，它的稀缺性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但是明年有可能比今年更稀缺。这是当前的产业结构和资金流入属性和结构渠道所决定的。当然，这中间如果把周期拉得更长，我们不看产业周期，我们看新的历史背景，可以选择的范围会更多，比如说券商，比如说新基建，比如说老基建，比如说国内现在奇缺的严重依赖进口的行业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