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德外5号

新闻生产的理想状态是：让新闻内容在传递分发的过程中不断增值，且不需要媒体付出额外劳动。

但如今媒体融合的实践中，大量媒体机构具体表现为：每当一个新平台兴起，传统媒体就一哄而上地在新平台上开设官方账号，但媒体影响力却没有得到本质提升。这种误区正是只注重铺开的面积，不注重融合深度的结果。

高效的媒介融合不仅是体量上的增加，更应该是媒介可供性不断提升的自然结果。

与此同时，面向基层群众传播时，只有尊重受众偏好，注重贴近受众生活的文化元素和情感表达，积极为受众构建致意传情的信息通路，才能真正将传播效果发挥到最大化。

媒介形态升级的过程，往往是许多我们业已熟悉的元素或界面的整合，如互联网整合了音视频与文字，带来了高纬度的传播形态；移动媒体整合了传播资源和场景信息，使得个人能够实现物理和数字社会领域的连结。但这些媒介新效能的激活并非只是传播渠道的简单叠加，而是特定的技术属性与用户所处的特定环境在互动之下产生的加成作用。

本文基于可供性视角分析“四全媒体”建设中的新闻产业新动向与增长空间，以回应全媒体传播时代对总结传播规律与建构学术理论的双重呼唤。

媒介可供性的理论框架与操作化定义

可供性理论与媒介研究的适用性在于，可供性视角是一种相对稳定且具有整合力的研究视角，不会受到时间推移的影响，也不会因为新兴媒介技术、新型媒体结构的出现而轻易改变评估框架。比如，手机从过去简单的通讯设备，发展成为如今的可以接收各种形式信息的移动媒体，但手机的核心可供性却并没有发生改变，仍然是一种用户日常生活中用以信息交流互动的移动终端，从这种“交流介质”的属性来看，其研究的框架是稳定的。

潘忠党2017年提出了媒介可供性，并将其分为信息生产的可供性（production affordances）,社交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s）和移动可供性（mobile affordances）三个部分，这为媒介可供性研究搭建了基本框架（见图1）。由于潘忠党教授并没有对该理论框架进行进一步阐释，笔者将尝试从实践视角出发，探究这一框架的合理性。

图1：媒介可供性理论框架

1. 生产可供性：媒介灵活性与用户赋能

在媒体信息生产实践中，信息生产可供性主要包括可编辑（Edit-ability）,可审阅（Review-ability）,可复制（Replicability）,可伸缩（Scalability）,可关联（Associability）五个方面。这些特征一方面可用以解释媒体调动资源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可以解释用户在信息生产过程中的能动性。

媒介灵活性即媒体机构协调各方资源应用于信息生产的能力。媒体组织是否能够灵活地实现内容编辑与审查回顾，是否能进行内容搬运并保障内容在不同平台的传播效力，是否能延展或收缩信息生产链以应对日益多元的用户需求，是否能顺利实现与其他平台的资源共享，都是评估媒介资源调动灵活性的因素。媒介灵活性是媒体竞争性和稳定性的体现，媒体信息生产过程中越灵活，表明媒体利用资源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能力越强，信息生产的可供性就越高。

其次，用户的能动性是指用户参与内容生产的能力和参与的深入程度。根据众人理论（critical mass theory），当足够多的人（临界数量）参加一个共同事件时，这种关注将以一种流行效应驱使更多的人参与，并且能够帮助参与者判断原始内容的本质，因此在信息生产过程中，媒体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号召用户参与内容生产编辑和审查搬运，又在多大程度上赋予用户自由度，使用户能够利用媒体信息满足自身需求，通过媒体平台关联其他内容或其他用户，这些因素不仅是媒体影响力的体现，更是通过用户参与信息生产，进而促成更大范围内行动可能性的体现。

用户被赋能越深、信息生产铺开的范围越广，信息生产的可供性就越强，媒体发展的潜力也就越大。

2.社交可供性：信息的社交标签与情感属性

社交可供性包含可致意（Greet-ability）,可传情（Emotion-ability）,可协调（Coordinate-ability）和可连接（Connect-ability）四个方面。在如今的信息生产趋势下，新闻内容与非新闻内容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媒体的任务也不再局限于生产新闻内容，而是进入了更为全面的“泛内容”时代，这些内容与其说是对新鲜事物的播报，不如说是源于现实世界的投射，而内容本身也愈发体现出现实社会中的情感属性和社交属性。

因此，在评估媒介技术和媒体平台的社交可供性时，尤其强调其调动情感表达和反应社会关系网络的能力：其中，可致意与可传情是媒介调动情感表达的能力：可致意是指用户通过媒介表意，建立联系、表达心意的能力；可传情即是指用户通过媒介示情的能力，用以评估媒介是否提供了情感表达的渠道，是否具有丰富的表达方式。可协调与可连接则是通过媒体呈现与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能力：可协调是在指信息网络中，通过媒介协调调动多个组件促成信息网络协同运行的能力；可连接是通过媒介建立社会网连接的能力，在如今的传播形态中，尤其表现为打破基于血缘关系的熟人社会，而形成更多基于地缘、趣缘、业缘关系网络的部落化、群属化的“新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能力。

媒介的社交可供性越强，用户利用媒介传情致意和构建关联的可能性就越大，媒介对用户激活的程度也就越高。

3. 移动可供性：媒介场景转向与智能驱动

媒体的移动可供性包括可携带（Portability）,可获取（Availability），可定位（Locatability）和可兼容（Multimediality）四个方面。

可携带是受众对媒体终端物理特性的感知和评估，决定了不同终端适用于不同的地方和情景，例如屏幕更大的电脑适合在工作单位工作，但人们在通勤时往往会选择更为轻便的手机获取资讯。

可获取性是指目标对象利用移动媒介获取信息的可能性，虽然理论上来看，这并不难实现，但在实际情况中，信息推送的频度与推送方式、受众搜索意愿与搜索渠道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可获取性。

可定位是指基于位置信息而建立的受众、信息与情景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位置的服务（LBS: Location-based service）和移动社交网络（Locative and mobile social networks）为用户提供了多种利用定位功能的方式。

可兼容是指媒介设备的多媒体性，传统传播方式中，文字、声音与图像的传播是不同渠道各司其职的，如今，移动设备越发轻巧便携，人们只需要携带一个简单的智能手机，就能进行新闻的采编、播发和访问、分享。

媒介移动可供性是信息生产与信息消费模式“场景化”转向的体现，基于场景信息的数据采集与集成愈发成为主流；与此同时，智能化技术浪潮也驱动着媒介移动可供性的提升，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可移动穿戴设备等智能设备的日渐普及，不仅提升了设备的便携性与易得性，也提升了定位的精准度和设备的多媒体属性，使得媒介移动可供性日益增长。

媒介可供性框架与我国四全媒体建设进程

媒介可供性不是一个孤立的理论框架，在我国全媒体传播格局建构的过程中，可供性框架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四全”媒体（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表述是对媒介融合纵深的发展大势的总结，为探索全媒体产业生态指明了方向，而在新闻产业实践中，对“四全媒体”的打造过程正是一个媒体可供性不断提升的过程。

1. 全程媒体：“直播态”新闻生产延伸传统媒介效能

全程媒体是指在新闻报道中，媒体可以同步跟进、记录、播报新闻生产的全过程，实现“直播态”的信息采集、编审和发布。全程媒体的的构想基于国内外“移动新闻”的广泛实践，移动新闻通常被称为“mojo”(mobile journalism)，是指记者完全依靠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小型移动设备，为社交媒体、广播和其他媒体制作和编辑音频、视频、照片和多媒体故事，从而生产和出版新闻。

最早将移动新闻付诸实践的媒体组织是美国甘耐特报业集团，自2005年起，美国甘耐特报业集团开始为记者配备移动工具包，包括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网线和无线网卡，保证记者可以随时随地传输报道。对此，甘耐特的管理层信奉“越未加工的就是越好的”，因为这样读者可以跟随移动记者一同，不断建构报道，过去读者只能在最终发布的报道中看到新闻，但现在，人们有则机会在新闻形成的过程中看到它的全貌。

而随着携带方便又兼具多媒体特性的移动设备的进一步普及，以及基于云技术、移动终端的支持平台的完善，媒体设备可携带、可获取、可兼容的可供性进步迅猛，全面基于采编场景的“行进式报道”和“现场新闻”成为可能。

2017年，新华社推出服务于全国媒体的“现场云”平台，现场云为提供了基于移动端口的实时采编发功能，将新闻生产的整个流程搬于线上，入驻的媒体机构只需要使用APP就可在线即采即编，编辑部即收即审，大大提升了信息生产可编辑、可审阅的可供性，最大限度做到了新闻与现场同步。在传统采编作业中，只有广电直播可以实现实时播报，但现场云却延伸了传统媒体的效能，让各形态新闻报道的“直播态”生产都成为可能，是打造全程媒体的有益尝试。

2. 全息媒体：物联网+5G重新定义媒介技术尺度

全息媒体是指在媒介技术尺度上打破物理世界与数字化领域之间的隔阂，在媒介产品的呈现形式上，做到立体式、环绕式、还原式的传播。

一方面，基于物联网传感器的信息采集应用将可采集的信息范围扩展至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万物皆媒”时代，对社会环境的监测已经达到全天候与全方位。来自物联网传感器的数据也为寻找新闻选题提供了新的进路和手段；另一方面，5G传播技术的迭兴重构了媒介生态，网络不再是选择性的、分离式、粗线条的连接，而是承载了社会万物之间的精细化互联互通， 5G的超高接入速率也使数字信息产品对真实世界的还原达到极精细和极实时的级别，加之VR、AR、MR等丰富的呈现手段，使得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之间信息传输的失真误差减少，实现了内容产品的全方位呈现和多角度同步呈现。

3．全员媒体：智能传媒时代的信息社会化生产

全员媒体是指信息生产的参与者不再局限于新闻专业生产人员，信息生产进入社会化时代。智能化信息生产模式使得媒体可编辑、可审阅、可复制的可供性增强。智能手机的普及带来了采集信息成本的显著降低，而智能应用则使得内容的专业化编辑成为可能。例如，Wochit、Wibbitz等智能视频剪辑平台可以利用AI识别和生成视频内容，对视频进行自动剪辑，显著缩短视频剪辑制作的时间，使受众进行专业化内容生产的技术门槛降低。

在智能化信息生产时代，受众参与信息生产已经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生活状态，“全民皆媒”的时代正在逐渐到来；与此同时，全员媒体的要义不仅在于全民参与生产，更在于通过智能算法，不断提升可连接、可关联的可供性，从而构建线上全民关系网络。

在过去的传播过程中，用户可以看到他们个人与信息的关联，但无法窥见其他人与信息的连接。相比之下，智能化算法规则下的推荐、分发与互动机制则可以让用户清楚地查看人与人、人与内容、内容与内容之间相互连接的信息链全貌，海量UGC（用户集成内容）内容汇入的入口不再是媒体资讯端，而是内容型社交网络平台。例如今日头条推出的抖音APP，表面上主打功能是UGC模式下的内容生产，但是其智能推荐、关注、留言、互动等功能，为这款产品打上了社交的标签，也更大程度地调动了用户积极性，促成了全员参与、全员建构的社会化内容生产。

4. 全效媒体：效率、效果与效能的一体优化

全效媒体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指在发展新兴媒介技术、探寻全新媒体组织架构时，要合理组合利用现有资源，达到传输效率、传播效果、传媒效能三位一体的最优化。首先，传输效率优化要求铺建更为流畅的渠道通路，对目标对象更为精准化地定位与区分，这是媒体可伸缩性的体现。2019年起，一些新闻记者主动使用vlog形式进行新闻报道，正是一种延展新闻生产链以应吸引受众的尝试。Vlog报道内容更加鲜活，投放渠道更广，对受众的吸引也更直接，很好地做到了优化新闻传输效率。

其次，传播效果优化需要把握受众心理，提供入眼入心的好内容，这是对媒体可致意、可传情的要求。以我国基层融媒体建设进程为例，2018年8月，中央首次提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并展开了一系列部署。然而，农村群众的对于信息消费有其自身的偏好，快手短视频APP，趣头条资讯APP等聚合了大量“土味”文化产品的应用在农村受众中更为流行，因此，在推进基层融媒体建设，面向基层群众传播时，只有尊重受众偏好，注重贴近受众生活的文化元素和情感表达，积极为受众构建致意传情的信息通路，才能真正将传播效果发挥到最大化。

最后，传媒效能最优化则是指不能再单一地打造内容，而是要将内容搭载于功能上，提供综合性信息服务。在我国媒介融合进程中，一些媒体集团已经对此进行了探究，比如浙江报业集团推行“新闻+政务+服务”并行，建设以政务、服务为核心的智慧服务生态体系。随着技术与社会生活的交织日渐深入，“智能空间”成为对传媒效能优化的一种终极构想，智能空间描述的是在特定空间区域内一种社会生活和技术支持协调连通，交互共生的状态。智能空间中的信息传播也将转向为基于生活场景应用的传播，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等场景都将成为信息传播的搭载渠道，这也将最大限度地拓宽媒体效能，使新闻与场景碰撞出更多的可能性。

表1 “四全媒体”媒介可供性的构成

可供性标准下未来媒体产业增长空间

1.媒介融合必须提升而非降低媒体可供性

在《联盟：互联网时代的人才变革》一书中，作者里德·霍夫曼提到了可扩展性（Scalable）作业和不可扩展(Non-Scalable)作业的区别：传统按照工作时长或总量获得报酬的回报的作业是不可扩展的，因为工作时间和精力总有上限，回报被限定了天花板；相比之下，可扩展的作业可以在不增加劳动力和时间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收入，例如一个作家出版了书之后，在书籍售卖过程中，他不需要继续付出同样的劳动就能获得酬劳。

新闻生产的理想状态是成为一种可扩展性作业，让新闻内容在传递分发的过程中不断增值，且不需要媒体付出额外劳动。但如今媒体融合的实践中，大量媒体机构在媒体融合探索中进行的却是不可扩展作业，具体表现为每当一个新平台兴起，传统媒体就一哄而上地在新平台上开设官方账号，但媒体影响力却没有得到本质提升。这种误区正是只注重铺开的面积，不注重融合深度的结果。高效的媒介融合不仅是体量上的增加，更应该是媒介可供性不断提升的自然结果。媒介融合必须是一个提升媒体可供性的过程，只有如此，才能将媒体从内容生产到分发的各环节全面转向可扩展作业，节约生产成本的同时最大化媒体的收益和影响力。

2.“线上”世界建构是未来媒介主要增长空间

正如前文所述，未来信息化发展的大趋势是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高度交互，各大产业对场景资源的建构与利用已经体现了这一社会生活由“线下”向“线上”转移的趋势。而当前在技术浪潮冲击下的过渡阶段意味着重新洗牌的过程，未来谁尽可能多地掌握了数据汇总的中枢系统，谁就掌握了话语权，也就拥有了线上社会最广阔的增长空间。

媒体产业作为信息缔造者，本身已经对社会生活具有强大的渗透力，5G、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等新兴技术也已经投入新闻生产使用，但不同技术增进媒介效能的潜力和路径却不尽相同。因此，在由“线下”向“线上”转移的中场阶段，媒体当前的重要任务一是探索新技术为媒体增进的可供性的进路，突破当前媒介融合困境；二是借由可供性框架评估新兴媒介技术和全新媒体组织形式的发展潜力，寻找自身在线上世界中的价值节点，争取在中场阶段抓住先机，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市场。

编者按：

来源：《学术界》2019年第7期

作者：喻国明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赵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